媒介文化研究:读书笔记(三)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读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 ○李建楠 罗兰•巴尔特的著作《符号学原理》是用结构主义的方式研究广义的,或者说是本来意义的符号学。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其实不是结构,而是系统,结构是相对零星散乱而言,而系统是相对孤立、片段而言的。系统强调的是部分(或组成、因素)脱离了系统就不再有意义。罗兰•巴尔特十分重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并吸收了叶尔姆斯列夫等人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符号学理论。他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沿用了与他们相同或类似的理论,并借用索绪尔的二分法对符号学的原理进行讨论,提出了符号学构架的原则。他深入发展了索绪尔的理论,同时也对其中不完善和不合理的部分加以修改。 巴尔特赞成索绪尔提出的建立符号学的设想,并对他预料的符号学内容做了补充,但与索绪尔的观点不同,他认为符号学只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是具体负责话语中大的意义单位的那部分;而不是索绪尔主张的“语言学是普遍符号学的一部分,哪怕是有特殊地位的一部分。”这是全书的立论基础。他认为任何符号学系统都要有言语的介入,例如电影、广告、照片必须配以文字说明证实其含义。本书以二元对立的形式从言语与语言、能指与所指、系统与组合、外延与内涵四个部分分析了结构符号学。 在言语和语言的关系上,巴尔特一方面袭承了索绪尔的观点,大体承认了语言和言语的二分法,但对于索绪尔重语言轻言语的观点巴尔特又是不赞同的。所以巴尔特详细论述了语言和言语的辩证关系。“语言既是言语的产物又是言语的工具,二者处在真正的辩证关系之中。”另外,巴尔特把索绪尔的言语 /语言二分法作为符号学的出发点,把这一对概念在超语言或元语言领域获得了丰富发展。他认为言语/语言的对立可以被理解为信息/信码、实施/模式、或过程/系统的对立,这样就建立了符号学的结构主义模式。 接着巴尔特分析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语言学中认为,所指并不是一个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再现。符号学中的所指可以由语言符号承担,而能指是一中介体,能指的实体始终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实物符号要借助其他符号——语言符号来实现自己。意义所依赖的不是记号的物质性,而是其符号功能,正因为一种特定的声响或词代表、象征或者表征一个概念,它才能在语言中作为一个符号去起作用并传递意义,也就是结构主义所说的“意指。”巴尔特认为,“意指”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但意指的过程是任意的、专断的。它不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单一的互相关系,1 媒介文化研究:读书笔记(三) 而更重要的是两个不定形物的,或像索绪尔所说的两个“流动性领域”同时切分行为。意义并不终结于所指,意义是序列的重新排列,因此是符号学即“分节学”,符号学未来的任务乃是寻觅人类对现实的切分。 巴尔特用较大篇幅讨论了组合和聚合两大关系,他称之为符号系统。在巴尔特看来,组合根本上就是由“可加以切分的实体”构成的,而系统则是一种聚合关系。他提到雅各布森的隐喻和换喻,这主要是体现在结构关系上。他认为,“语言的,也是所有符号学系统的一个特点是,其区别性与构成性往往不可能分开。”在这一部分他还提出了聚合问题中最具争议的“二元制”问题。“严格意义的符号学,是可以对各种对应型的普遍分类加以利用的。但是符号学研究的扩展很可能导致对聚合的序列关系而不仅仅是对应关系的研究。可以肯定二元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和公认的原则,同时二元制也是一种“元语言”。 在最后一部分巴尔特论述了内涵系统、外延系统与元语言。语言学实际就是研究符号学的符号学,或者说就是符号学的元语言。巴尔特说:“符号学就是一种元语言,因为它把作为被研究系统的第一语言(或对象语言)处理成第二系统,这个对象系统通过符号学的元语言被意指,而元语言又通过一个内涵过程被把握。”巴尔特强调结构语言在文化符号中的作用,而形成了直接意指层和含蓄意指层的构成分析。直接意指层涉及意义的第一个层级,是单纯的、基础的层级,能指与所指之间是描述性的。含蓄意指层是普遍的、综合的、芜蔓的,在这一层级中,所指同文化、知识、历史密切交流,是根据社会意识形态、普遍信仰、结构概念及社会价值体系等更广泛的领域来解释各种完成了的符号,这是代表了“他性”的信息和意义,巴尔特称之为“元信息”或“神话”。符号学应该透过文化文本的表面意思,达到其底层及各种隐喻层背后的意思。 巴尔特强调结构语言学在文化符号中的指导作用,但是其基本精神还是符合其语言学中心论的。巴尔特认为,符号学研究的目的,是语言以外的意指系统重新建立和运作起来,他所依据的是结构主义的构想。从这个层面讲,符号学的精义可以说是实践性大于理论性的,强调的是如何借取和运用各种理论工具来处理具体的文本意义分析。 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69acff4ba0d4a7302763a7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