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要付出的代价 昝爱宗 如果说，因言获罪还在世界上存在的话，那么，因言获罪就可以称之为人类上下五千年来最古老的罪名了。 说话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搭上性命，在中国历史上更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翻开历史纪年的史书，可见令人吃惊的例子比比皆是。对于皇帝来说，说真话，说令他不高兴的话，就是一种冒犯，就是死罪。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杨广这个奢靡腐朽的暴君，生性如禽兽，当上皇帝后，更加自负，谁若敢上谏，轻则杖击，重则即令赐死，死者数目没有具体统计。杨广明知道自己拒谏是毫无道理的，但暴君就是不喜欢听不愿意听的。不但政客因言获罪被斩杀，就是文人也不例外，比如有人写的诗比他好，就可以获得杀头的罪名。在这种“白色恐怖”下，“臣下相顾，钳结自全。龙逢复生，安敢议奏。左右近臣，阿谀顺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谏。”当然，这个十分聪明的皇帝也知道自己这样下去，“宝座”将被推翻，就表现出一点自知之明，摸着自己的脑袋说，这个“二斤半”的玩意儿，有多少人惦记着呀。最后，民贼独夫杨广得到报应，他的“二斤半”被部下活生生勒下。 比起杨广，唐代两皇帝李渊、李世民父子则是进步很多，他们被称为有史以来“纳谏”工作最出色的皇帝之一，纳谏美名并得以名扬青史。不过，他们也不是没有动摇过，只是鉴于前面隋炀帝拒谏而亡，为了不想让历史重演和自己的江山永固，就认真以史为鉴，坚持把纳谏工作做好，事实上确实成就了大唐的统治事业。 史书上讲唐太宗也惧怕下属的批评。有一回，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很漂亮的鹞子，于是带着玩弄。突然，魏征来了，太宗赶紧把鹞子放进怀里。魏征心知肚明，却假装不知道，上前和皇帝谈正经事。而且，还谈到古时一些因纵于逸乐的故事。他故意拖时间，太宗一向尊敬他，又不敢破坏纳谏的规矩，就只好耐心地等他讲完。魏征还没说完，可怜小鸟早已闷死了。还又一次，太宗罢朝之后，怒气冲冲地回宫，喊打喊杀，说非杀掉那个“倔老头”不可。可这时，正巧把深明大义的皇后惊动了，赶紧问发生了什么事，谁斗胆触怒了皇上。太宗说，还不是魏征那家伙，“每廷争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原来魏征当着百官面前和皇帝争议，不给皇帝面子，使得皇帝恼羞成怒，但又不敢公开发作。 面对皇帝，臣民勇于批评和指陈政策失误，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言论自由，说错一句话，或者多说一句话，皇帝就可以随时说“拉出去斩了”，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同样，作为统治者，能听听真话，也是需要肚量和勇气的。这个肚量和勇气，就是皇帝要有把自己的国家当作全民的国家的肚量和战胜自己的勇气。曹操早就说过，天地间，人为贵。首先，人应该是人，然后才是臣民。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尊敬和直言，平等对待。当然，这话也只能在李世民时代说说，如果赶上不幸的杨广时代或其他暴政时代，即使有十条命也早被斩尽杀绝了。 暴政时代是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可言的。暴政的主宰者是暴君，暴君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是以自己的利益而用暴政权力剥削臣民的统治者，不论他的政府权力是掌握在一个人、少数人还是所谓的多数人手里，暴政都是苛政的原型。即使暴君是一个杰出的统治者，如果他没有广开言路，而是封锁信息，奴役臣民，因言治罪，他照样获得暴君的称号。 比起敢于想皇帝进言的大臣来说，生活在暴政时代的文人，更是不幸中的不幸，因为文人除了研究与思想之外，别的都不是什么长处了。研究与思想，都应该以言论、文字的形式来表达，但是这样的形式注定会留下确凿的罪证。白纸黑字，一个字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据说，在相对比较开明的唐宋朝代，文人因言获罪，被贬者之多，胜过牛毛。许多文史留名的文人官员，为官时几乎都遭过贬谪，如王维失意唱阳关，韩愈被贬走秦岭，白居易被贬浔阳江头邂逅琵琶女，苏东坡被贬高唱大江东去等，还有一位曾经提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同样受过贬谪，只是他所侍奉的皇帝比杨广开明一些，他得以保留性命而已。 历朝历代，文人或知识分子，说真话都是需要惊人的胆量和超凡的勇气的，甚至还要提前想到要付出的沉重代价。近一百年间，邵飘萍、林白水等新闻报人就是因言获罪，死于暴政的屠刀之下。大约四十年前，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面对假如鲁迅还活着的话这一问题，这样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还披露说，毛说这话时，周谷成、罗稷南等人在场，当时罗稷南先生就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都说舌头长在自己嘴里，说什么话，怎么说，是自己的自由。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有些话是别人让自己怎么说就怎么说，自己的喉舌其实是别人的喉舌。所谓舌头上的权利是天赋人权，实际上在统治者眼里是随时都可以被剥夺掉的所谓人权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6cd91e2172ded630b1cb6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