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史学史的影响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史学史是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梁启超首次勾勒出中国史学史的轮廓，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问题,并对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作了初步论述,是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到过奠基作用。梁启超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史学方法的创新，在当时学术界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后世的中国史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和参考价值。 近代中国史学史被称为中国新史学，指的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它萌芽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前后，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在经过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史界革命”和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与积极努力下形成的。因此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产生和完善。 中国的传统史学，是以封建君王为中心，记载一朝一代的兴衰，传统史家“以 史为镜”作为治史要旨，一直把“存史”、“教化”、“资政”作为治史的目的，探查一治一乱王朝的兴衰之理。我们从梁启超所作《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和《史学史的做法》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史学史问题上，无论编写体例，还是具体内容，梁启超受传统史学家刘知几、郑樵和章学诚三人的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关于具体内容，主要是特别注重古代史官的作用、修史制度的演变、史书体裁的进化、史学理论的意义，以及对一些史书、史家的评价等等方面，梁启超多引用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人的观点，加以自己的阐发。他在文物专史上推崇通史，非难断代史，分明是依据郑樵的见解。梁启超虽然也深受刘、郑、章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停留在封建时代史学的范畴上，而是大大地发展了。这同他接受了 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密切的关系。或者可以说，最先把有关中国史学发展的许多方面(诸如史学的起源、史官制度、正史和非正史的体裁的演化、理论和方法的进步等等)联系起来，作为“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的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开始用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概括分析的研究，并企图求其“进化之轨迹”的，则是梁启超。 1840年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慨，与此同时，西方史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史学界开始出现提倡‘民史’，倡导‘新史学’的热潮。”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正式举起“史界革命”的旗帜。梁启超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曾指出:“前世史家”与“近世史家”的区别，说:“前世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所纪事实之关系、其原因结果，前世史家不过记叙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喋;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进步，即民国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①1902年他在《新史学》中又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矣。历史与历史哲学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②并且他还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循环历史论；否定了旧史学的道德伦理标准，主张以资国民生计为评价标准;并初步提出了，“为历史而历史”的史学求真目标，把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 他第二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影响是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问题，最早明确地把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提出来1921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习，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1927-1926年梁氏再次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自谓这次所讲，与几年前讲的迥然不同。他把这次讲的称为“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前次所讲是“说明一部通史如何做法而已,此次讲演较为详细,偏重研究专史如何下手”[3]。(《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绪论》)正是这次讲演,梁氏讲了“史学史的做法”。梁启超将“史学史”视为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与它并列的还有道术史(即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他说：“中国学术不能靠一部书包办,最少要分四部”。“四部合起来,未尝不可;然性质既各不同,发展途径又异,盛衰时代又相参差，所以，与其合并，不如分开”。史学本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为什么将它独立出来呢?在讲“史学史的做法”时，梁氏一开始即作了说明:“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它学问更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他对中国史学史在此之前一直没有成立甚是惊奇，说：“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3]。(《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史的做法》)他在具体讲“文化专史及其做法”时,对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8c658a6312b3169a551a40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