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遗产六讲》与历史文献学 历史1601班 160202138 翁静 白寿彝先生对于历史文献学十分的重视，曾经多次撰文提出要重视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发展。《谈历史文献学》和《再谈历史文献学》这两篇文章，是作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撰写的。这两篇文章不仅可以相互补充，而且还可以从中看出白寿彝先生在有些问题上思考的轨迹。 《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这篇文章初步探讨了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看法。 白寿彝先生在讨论历史文献学作用的时候，首先就提出了“历史”的真正含义：历史实际上包含两个意思，其一指客观存在的历史，就是历史本身；其二指人们写出来的历史，就是关于历史本身的记录，但不能说就是历史的本身。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我们没有办法追回加以考察，但我们可以依靠历史记录来研究客观历史。而要对历史进行研究，就需要研究历史文献，就需要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历史文献学的作用主要在于它有利于搜集、分析并正确运用历史文献，使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 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与历史理论的研究，二者不可偏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指导我们研究历史必要的重要武器，他告诉我们，研究问题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而引出新的结论。而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的目的正是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白寿彝先生在文中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强调理论应当和历史文献相结合，同时他也强调文献的作用，重视理论对文献的指导。他认为只有掌握了理论，又能熟练运用历史文献，历史研究水平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因此，历史文献、历史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文献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将会失去指引方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反之，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没与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 在研究历史文献学的过程中，白寿彝先生认为应该一边学习理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旁的东西。并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史学界的各种流派进行了分析。首先是以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观察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及其伟大前途，而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社会进化史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著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文献的研究进一步地结合在了一起。其次介绍了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历史文献学方面也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例如陈垣先生在目录学、校勘学、辑佚学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绩。顾颉刚先生在古书、古史的辨伪上，陈寅恪先生在中外史料的综合利用上，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最后是在政治方面存在问题，但在文献考证方面还有可取之处的一些学者。白寿彝先生认为我们不必因为他们政治上的问题而完全摒弃他们的学术工作，可见白寿彝先生不因其人而废其言的史学研究态度。 白寿彝先生对建国三十年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学习成就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同时也指出，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虽然有所提高，但还没有达到一个客观的程度，对其的重视也是很不够的。造成这种现象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苏联课程计划的照搬照用，根本不引导学生去接触历史文献。因此，白寿彝先生认为必须改革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一方面要抓紧理论的学习，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历史文献研究水平。 白寿彝先生还对历史文献学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孔子修《诗》、《书》所做的就是文献整理工作，因此孔子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位历史文献学家。而“文献”二字，最早也是由孔子提出来的。我们今天所讲的“文献”主要是指历史意义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在白寿彝先生看来，只要进入研究者视角的文献，应该都具有研究的价值，因为研究者题目一旦确定，那么，他所研究的文献也就因为他的需要而具有了价值。谈到孔子后，对司马迁的文献贡献，白先生也给予了肯定。继而又指出刘向父子的文献整理研究具有开创性，肯定了刘向的《别录》等目录学方面相关史书。并且提到《汉书·艺文志》保存与发展对刘向父子著作。刘向父子的书虽然大多以及失传，但他们整理文献的工作以及整理工作中的态度还是应该给于肯定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历史文献的研究也应该相应地有所发展。《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历史文献研究发展中的又一个标志。它丰富发展了对图书的分类以及对史部的分类，对后来史部目录学的分类起了很重大的影响。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所著的《史通》一书中的《杂述》和《采撰》分别从史料学价值以及史料辨别方面展开论述，已经涉及到了历史文献学的考证方面了。到了宋代，历史文献学有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这是一本系统地考察历史文献的书，在历史考据学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提出《易》其中的一些篇章非孔子所作。白先生认为这对于实事求是地考订史料价值是很有意义的，这也开创了后来辩证古书真伪的风气。同时他认为欧阳修对金石文字的研究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则是对欧阳修两部史书错误的批评考证，在编撰学和校勘学上有一定的贡献。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名家朱熹，他对历史文献的整理是有见解的，对于古书的辨伪有一定的贡献。白寿彝先生肯定了他对《四书》等的注解阐述，认为朱熹未完成的《仪礼经传通解》中的古礼虽然不可以在后市重新运用，但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对历史研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都有很精辟的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证，对清人的历史考据有一定的影响。 白寿彝先生对郑樵在历史文献学上的贡献做出了评论。首先，他认为郑樵写的《图谱略》和《金世略》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把图谱和金石文字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其次，《校雠略》中提出了类例的概念，阐述了求书的方法，编辑书目应该注意的问题，这都是有利于搜集历史文献的观点。在谈到宋代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时，涉及了汉学与宋学的问题。一般认为汉学注重考据，而宋学讲究义理。白先生认为清人的汉学，也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汉学与宋学并非完全是对立的，他们本是同根同源的，清人的汉学都可在宋学中找到依据，在一些领域中都是由宋人所创始的。 白寿彝先生将历史文献学定义为关于历史文献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在当时历史文献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白先生对他的内容做了一个较为宽泛的界定，包括目录学 、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五方面内容，还包括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内容。目录学、版本学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校勘学对于读者理解学习古书具有重大的意义，辑佚学有利于加强史书的完整性，而辨伪学有利于史书、史事的去伪存真。 在《再谈历史文献学》中，白寿彝先生进一步思考了关于历史文献学的问题，对上述看法进行深化和补充。他将历史文献学分为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学的部分、应用的部分。 书中着重谈了理论的部分，划分为了五个方面。一是历史和历史文献。历史指的是客观的历史，即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身；历史文献指关于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现象在文字上的反映。研究历史主要依靠研究历史文献，通过资料去了解历史，而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文献的考订。二是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历史学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关于历史观点、历史资料、史书的结构和文字表述的研究都属于史学的范围。而历史文献只是属于历史资料的范围。前者包括后者，后者是前者的资料支持。三是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历史文献资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考古学的资料和民间的口碑也都在史料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只有将历史文献资料与考古学资料、社会调查资料等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全面的研究历史。并且文献资料也有不少失实的东西，也有不少文献资料是脱了线的，对于这类资料，都要经过考订后才能利用。文献资料还有记载笼统、过于夸大等传统的毛病。四是历史文献的多重性。第一，表现在一定的历史社会现象总是能够被一定的历史文献所反映。第二，表现在历史文献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加工，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从而观察出规律性的内容。第三，表现在文献材料虽然是过去的东西，但不少历史文献在今天还具备一定的活力。历史文献学当中的政治、思想、艺术、文学、科技等资料中仍然有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内容。白寿彝先生认为对于历史文献学的专业工作者来说，考订文献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不能局限于此，应该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联系多样。从中体现出了白寿彝先生与众不同的研究方式和治学态度。五是历史文献和有关的学科。在这篇文章中，白寿彝先生对之前历史文献学的划分做出了修正。他认为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等学科都具有它们的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它们是历史文献学所要联系的学科，不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并将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归入了历史文献学，因为它们两个分别属于时间和空间范畴，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能离开的。白寿彝先生敢于否定自己，在不断地否定中不断推进自己学术的发展与完善，与时俱进，而没有固步自封，这对我们研究历史、研究学术都是有一定的启发的。 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也就是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每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不能不受前一时期的影响，也不能不影响后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只有全面地观察历史文献的联系，才能深刻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白寿彝先生通过对史书的介绍大致梳理了历史文献的历史发展过程。他从甲骨文开始，谈到了春秋及以后的官书记载，也谈到了私家著述。对官书和私家著述做了比较，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对古籍的保存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后谈及章学诚对古籍的看法，章学诚借用《易经》上面的话，将古籍分为两类：一是史事的记录，二是撰述。白寿彝先生认为前者是对原始史料的保存，后者是对各种史料取舍之后的加工，二者不可偏废，要同等辩证地看待，加以区分，分别观察它们的发展史、它们之间的关系史。 对于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和史学史的区别，白寿彝先生认为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历史文献学主要关注书写工具、保存和传播的发展以及著录和考订的发展等问题，而史学史注重的是时代的代表作。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都不相同。史学史虽包括历史文献学，但指的是历史文献学的历史、历史文献学与其他史学部门的关系史，而不是一般的历史文献。白寿彝先生对史学概论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以及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部分都做了详尽的论述。 白先生在梳理历史文献学发展历史时，或阐述他对历史文献学的看法时，都显示出了广博的学识。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在阐述某一问题时，不仅仅局限于问题本身，往往着眼于问题进而谈到其发展，并提出一些问题给人们以启发。这些问题对于历史文献学而言往往具有前瞻性与前沿性，凡此种种都表明了白先生的深思与卓见。 通过阅读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文献学的两篇文章，使我对历史文献学的含义、内容以及历史发展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明白历史研究要以历史文献为基础，一切的观点、认识、概念、命题都是从历史文献中得来的。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才能真正做到与古人“对话”，才能具备陈寅恪所说的对古人的“了解之同情”。白寿彝先生对历史文献学以及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而白寿彝先生在历史文献学的建立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思想的辩证性、立论的明确性、评论的中肯与宽容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中流露出的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不偏不倚、严谨认真的态度与精神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这也将在探讨、研究历史文献学的道路上不断地激励鞭策着我们。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9b6338a9a89680203d8ce2f0066f5335a8167c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