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雨》后记 《冬雨》所选，包括1955—1979年我的小说创作的大部。四分之一个世纪，只写了这么一点，固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二十余年没有发表作品的可能，但仍然说明了自己的疏懒和软弱。我十分佩服那些不论处于什么逆境都能不中断写作的同志。 和同辈作家相比较，我登上文坛大概是最晚的一个。喜爱文学还是上小学时候的事。一进中学，幼小的我就被时代的洪流推到反美反蒋、争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斗争前线去了。解放后，我担任了专职的共青团干部，当时，我一心追求的，是作一个职业革命家。在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豆儿》发表在《人民文学》之前，我甚至从没有阅读过《人民文学》。当然对于我来说，革命和文学是不可分割的。真、善、美是文学的追求，也是革命的目标。既然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政治，我们的生活无处不具有革命的信息和革命的影响，那么，脱离政治只能是脱离了生活，或者是脱离了生活的激流，脱离了国家、民族的命运亦即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同时，我也坚决反对用政治说教代替文学，反对离开了对于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观察、体验和表现去表现政治。反对把直接影响政治作为文学创作的首要目标。即使以政治反响大大超过了预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例，我对于小说中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工作以后心灵的变化，他们的幻想、追求、真诚、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于官僚主义的揭露和解剖。如果说小说的主题仅仅是“反官僚主义”，那么我本来应该着力去写工厂里王清泉厂长与以魏鹤鸣为代表的广大职工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请看，作品花在这条线上的笔墨，甚至还没有花在林震与赵慧文的“感情波流”上的多。我有意地简化和虚化关于工厂的描写，免得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在某个具体事件上。再说，作为林震的主要对立面的刘世吾的形象，如果冠之以“官僚主义”的称号，显然帽子的号码与脑袋不尽适合。但作品的客观效果是不能不承认的。于是人们谈起反官僚主义时就要举出它来，这真不知令人该觉得荣幸、烦恼还是惭愧。 我希望，判断一个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要从作品的全局出发。判断一个作家的倾向和特点，要从他的全部作品出发。否则就会出现瞎子摸象的情状。这个小小的集子提供了读者和批评家对我进行全面解剖的依据，这是非常令我高兴的。 翻看旧作的时候，我特别想起文学前辈与一些编辑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没有他们的无私的指点和鼓舞，就没有这几篇东西。我特别怀念已故的邵荃麟同志。我永远感谢那在各种困难状况下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的许许多多同志。 对于旧作的个别文字，作了一些校订和改动。改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原貌，而是为了恢复原貌。 一九八○年四月 (本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a04d01afc4ffe473368ab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