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与“文化人格的失落” 2006年的《财经时报》公布了一张“中国作家富豪榜” ，文化名人余秋雨以1400万名列“富豪榜”榜首。前25位中，既余秋雨、二月河、王蒙、陈忠实、贾平凹、余华、莫言等文学实力派作家，又有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年轻的青春文学作家，还有一两年来靠电视屏幕跻身“富人”作家行列的易中天等。与此同时，作家洪峰因单位不发工资上街毛挂牌乞讨，诗人叶匡正更是断言“文学死了”。一面是文豪的富有，一面的文人的贫困，这毫不不奇怪，因为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好作品不一定当下就能赚钱，能赚钱作品的也不并一定大家都喜欢。不少学者对于大慊其钱的畅销书不屑一顾，历史小说家王少农曾批评余秋雨的作品是狗屎，知名德国汉学家顾彬近日也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发行二百万册的《狼图腾》首当其冲。 这一现象引起了部分文学评论家的担忧和思考。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认为，“在中国当下语境，大部分畅销书是没有文学价值的，有的只是负面价值，严重误导大众，让他们以为这些就是好文字。现在市场标准取代了文学标准，精英作家和汉语整体水准都在下降。” 他希望看到的是既有市场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出现，只有这样，文学才能进步。 我很欣赏 余秋雨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什么都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如今余先生和一批中国文化名人上了富豪榜，中国文化的人格失落了吗？ 笔者以为，文化人格失落与否，关键是文化人的品格。文化人不能因为要赚钱要致富就不择手段，不能将文章、书号、文凭统统当成商品去卖钱，不能为了迎合市场而将凶杀、暴力、色情、迷信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贴上文化的标签拿到市场上去弄钱。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因为弄钱就对不弄钱的事淡漠，而应为弘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致力于先进文化的发展而辛勤耕耘。归根结底，推动文学进步的重任，最终还是要作家来完成。但问题是，面对市场诱惑和生存压力的时候，作家和文人们还能耐住寂寞烹文煮字，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吗？ 九十年代初，纯学术杂志《随笔》终于耐不住寂寞，放弃了多年来坚持不发商业广告的做法，在90年第6期的封三和封底上刊登了商业广告。这件事在出版界和文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为此，我曾写过一篇《做学问与弄钱》的小文，发了一番感慨。 我是《随笔》的老读者，从中受益非浅。这是一本层次和品味都很高的学术期刊，作品都是上乘的文章，作者和读者都是有学问的人群。在五花八门的杂志中，《随笔》算得上为数不多的阳春白雪。不仅文章精美，编辑风格严谨，更有不同凡响之处，在大多数报刊连篇累版地刊登广告大挣其钱的时候，不为利所动，坚持不登除书籍以外的其他商品广告和商业广告，可谓纤尘不染，独树一帜，令众多的读者既仰慕又倍感亲切。在当时，反映了一种传统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价值观与市场观念的冲突，做学问不能与钱搅和在一起。再好文章一旦沾上了铜臭味，便会为读书人所不耻。尽管囊中羞涩甚至穷困潦倒，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还是固守着这道“精神防线”，用以维系社会的文化良知。如今，这种传统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受市场经济大潮强有力的冲击，在五光十色的商品世界面前，在实实在在的物质的功利的多元价值面前，学问的清高与知识的高雅相形见绌。于是，那些原先坚守防线的人们一个个放弃了阵地，落荒而去者也不乏其人。当时还没有文化产业的观念，作家们还不知道写文章也能成为千万富翁，于是文化人“下海”便成了新闻，没下海的人在望海兴叹。众多的文化人和文化载体纷纷弃守，《随笔》终难独善其身。对于《随笔》此举，让人们感到了文化人格失落的危机。 两千年前，子夏曾有过感叹，“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处决”（《史记。礼记》）。文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位孔老夫子的得意门生，出门看到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不觉心驰神往。可他到底是受老夫子培养多年的文化人，回来读老夫子的书做学问，倒也心情愉快。是出去玩乐，还是回来做学问，思想斗争激烈，不能做出决断。古人尚且如此，今人又能怎样？《随笔》1990年6月号刊载了赵健雄先生一篇的文章，其中有段精彩的独白：“昔日的朋友多忙着弄钱，便劝我也去弄钱，或授我以弄钱之道。弄点钱原是不错的，即以读书来说，有钱便可免去因囊中羞涩而望架兴叹的怅然。但钱之不好弄，我也是明白的，且弄钱的热情一旦唤起，对不弄钱的事极易淡漠，久而久之，生活便为钱充塞，在看来得到一种自由的同时，其实是失却了另外的自由。” 这一番话确实耐人寻味。做学问不能只为了钱，然而做学问的人和做学问本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aefd017fc4ffe473368ab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