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塑造——以《倾城之恋》《金锁记》为例 作者：韩彩琼 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9年第8期 韩彩琼［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 山东 威海 264000］ 摘 要：不同于男性文学创作中男性形象的塑造，张爱玲小说以女性视角和细腻情感，塑造了独特的男性形象，如《倾城之恋》中的男性范柳原是一个动荡时代背景下的中西结合的男性形象的代表，他习惯了声色犬马、五光十色的生活，即使内心深处对爱的强烈渴望仍不能让范柳原变成对爱情和婚姻完全投入的人，只有在战争这种极端的环境下，才能够达到平衡；《金锁记》中众多男性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曹七巧的悲剧命运，表现了张爱玲女性视角下对男性形象冷静而深刻的思考。 关键词：张爱玲 《倾城之恋》 《金锁记》 男性形象 自从张爱玲从历史中被重新审视、挖掘进入文学史以来，对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的文章数量众多，女性视角下的男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却被忽视。不同于男性文学创作中塑造的男性形象，张爱玲小说以女性的视角和细腻的情感，塑造了独特的男性形象，展示了女性视角下的男性形象和其隐秘而不为男性自身察觉的心理状态。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是一篇探讨爱情、婚姻和人性的作品，“小说反讽地翻转了古代传奇中美女倾城倾国的故事，演绎出城池的陷落成全了美女的现代传奇，却又充满了几分哀艳 、几分惆怅 、几分宿命和几分悲凉”a。 《倾城之恋》中的男性范柳原是一个动荡时代背景下的中西结合的男性形象的代表。范柳原成长于西方，从幼时接受西方教育，是一名私生子，加之漂泊海外，不停地辗转于中国上海、香港，英国、新加坡、斯里兰卡、马来亚等地，然而天下之大，却没有一个是他真正的家。b范柳原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较高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但是心灵上一直漂泊不定，渴望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回到家乡后，范柳原没有得到期待的族人对他的接纳和支持，他寻求归属感的心愿再一次落空，这给他本来还存有对于族人的幻想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他选择去声色场所放浪自己的行为寻求短暂的快感，来暂时忘记自己精神上的痛苦，达到麻痹自己痛苦的精神世界的作用；但是短暂的狂欢之后，当平静下来后，他更加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孤单与无助。 范柳原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对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的放浪公子，每天过着声色犬马、五光十色的生活，身边从不缺少陪伴的人，但实际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对于真挚的爱有着极度渴望的普通人，他厌倦了交际场上的虚情假意，更加渴望寻求一个受伤后可以回归的温馨的家，一个卸下自己的面具、放松身心的地方。当他看到拥有中国传统女性温婉、含蓄特质的白流苏后，他从她的身上似乎找到了那种他一直想要的归属感，他渴望在白流苏身上找到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家的感觉。 然而，他内心对爱的渴望终究没有抵抗过已经习惯了尔虞我诈虚情假意的习性，内心仍流连于吃喝玩乐、灯红酒绿的生活。在与白流苏的交往中，他时刻保护着自己的内心，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不断审视着自己的爱人，结果，两个人的恋爱成为一场斗智斗勇的情感高手的角逐与比赛，一次次的欲擒故纵，一次次的互诉衷肠，在双方情感较量中轮番上演。在白流苏来到香港后，范柳原用带她去游玩等各种方法测试白流苏情感的真诚度，白流苏则用同样审慎洞察的眼光观察范柳原，他们互相试探，乐此不疲。这种试探与不信任让两个人身心疲惫，导致了两人一次次的矛盾与冲突。在白流苏身边，范柳原既感受到心灵的慰藉，又有潜在的束缚，对于情感的怀疑与纠结，种种矛盾冲突在范柳原内心激荡，为两个人的情感破裂埋下了伏笔。 在白流苏回到上海后，范柳原感到更深的惶恐，他一直寻觅的人终于找到，但是如果不主动找白流苏 ，他可能就失去了这次被救赎的机会，他的心灵不知还要漂泊多久，所以他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最终放弃了自己的骄傲，向白流苏发出“乞来港”的请求。白流苏作为一名传统的中国女性，从幼时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拥有传统东方女性特有的含蓄、内敛、温和之美，对于婚姻，她遵循着“初嫁从亲，再嫁从身”传统的婚恋观，家庭一直是她的最终归宿。她初次出嫁后依附于夫家，后来回到娘家，又依附于娘家人。即使在这个家庭中遭受白眼与冷嘲热讽，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走出家庭，寻求自己独立自主的生活。本质上白流苏是拥有着传统的婚恋观的中国女性，她在乎的是范柳原能否给她一个安稳的家，而不是范柳原是否真的爱他。但日军侵袭香港、战争来临时，范柳原又与白流苏重新在一起，战争这个不可抗力把两个人深深地黏合到了一起，两人对视一眼，以前的种种冲突在这种炮火和对视中悄然化解，这一眼足够做十年夫妻，故事看似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然而小说这圆满的结尾，实则透露出无限的苍凉和绝望，正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言：“任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小说的悲凉气氛正是源于胡琴、月、蚊香、镜、空房等这些颇具悲剧意蕴的意象。”c这也暗含着张爱玲对范柳原式的男性的绝望：他习惯了声色犬马、五光十色的生活，即使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对爱的渴望，仍不能让范柳原式的男性变成一个对爱情和婚姻完全一心一意的人，只有在战争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其他的东西都已经变得不可依靠，财富、地位随时都可能失去，而眼前的人是最真实的时候，才能够达到仅有的一点平衡，过几年平凡的日子。 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是文学作品中经典的具有变态人格的形象，很多人对于她变态人格的原因难以理解，认为这是她自身性格的缺陷。其实除了性格原因，她的悲剧起源于众多男性，在她走向悲剧命运的过程中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曹七巧来自于一个商业家庭，她一开始的出嫁便是哥哥为了自身利益的结果，将她嫁给了姜家的老二，其实从这时候开始她内心就产生了怨恨，这是她走向变态的深渊的开端。曹七巧本来以为来到姜家后，虽然有患病的丈夫，但是有姜季泽的抚慰，内心的痛苦会得到些许安慰。然而，来到姜家后，姜季泽却刻意地躲避她，流连于花街柳巷之中，患病的丈夫也令她心生厌恶，无法与之进行心灵或者肉体上的交流，姜家的其他人对她的出身也瞧不起而刻意疏远她。曹七巧的爱和归属感得不到满足，心灵长期处于漂泊之中，偌大的姜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和她说说话、谈谈心。她是孤独的、寂寞的，更何况一个女人长期没有人倾诉和心灵的抚慰，这与《雷雨》中的繁漪产生变态心理的原因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种长期的压抑令她的心灵痛苦不堪，也就是说，这种压抑的环境一步步把她推入变态的深渊。当然，她走向变态与扭曲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她不能在压抑的环境下寻找到释放自己的途径，学会释放自己的压力；另外，她自身也有性格上本来就有的弱点，比如，她不善于人际交往，说话过于尖酸刻薄，等等。 曹七巧的变态性格是在多个男性作用后的结果，形色各异的男性形象通过曹七巧的悲剧命运的发展而串联起来。曹七巧出身于贫穷的商人家庭，兄嫂在利益的诱使下，将被像买卖货物一样嫁给了因为身患“骨痨”而娶不到大户小姐的姜家二爷。他的哥哥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是将其推入深渊的开始，与姜家身患“骨痨”病的老二的结合是她后半生噩梦的开始，而姜季泽的躲避退让，又让她失去对爱情的幻想。 最终，曹七巧将自己在男性作用下形成的变态心理反射到男性身上，她将在丈夫身上得不到的情感的需求转移到了自己的儿子长白身上。其实，她已经将儿子长白视为自己的半个丈夫，在情感上产生了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已经超过了母亲对儿子爱的程度，甚至产生了排他性。她“在麻将桌上一五一十将她儿子亲口招供的她媳妇的秘密宣布了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d，这也是后来长白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这种单身母亲对于儿子的依恋在现实社会中也有较多的例子。这种心理现象在曹七巧身上展现得尤为明显，以至于在儿子长白婚后，曹七巧对于媳妇寿芝甚至有一种敌视的心理，比如她让儿子一整个晚上在她的房间里为她点烟，甚至刺探儿子与儿媳的私事；后来当着媳妇甚至亲家的面说出，故意让他们难堪，最终造成媳妇郁郁而死，儿子也不敢再婚，只能流连于花街柳巷。曹七巧最终的变态性格和悲剧人生，有哥哥、姜家二爷、姜季泽等男性的影响，这些男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其意志强加到曹七巧身上。《金锁记》的男性形象也传达着张爱玲对于男性的思考：封建社会男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牺牲了女性的一生幸福，他们成为这些女性悲剧人生的渊源。《金锁记》的悲剧，除了小说中描述的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形色各异的男性人物所造成的，导致曹七巧人性的扭曲和人物的病态心理，加剧了小说的苍凉意味和悲剧意味。 进入21 世纪以来，张爱玲的作品从历史中被重新审视、挖掘，对于她的研究经久不衰，人们越发对其小说中琐碎无聊的婚恋爱情书写产生兴趣。相比其他男性作家书写的男性形象，其女性视角下的男性形象更加细腻丰富，带着张爱玲所独有的冷静和深刻。 a 史玉丰：《寻求真爱的孤独者——评〈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形象》，《名作欣赏》2012 年6 期。 b 李桂萍：《从苍凉到绝望的距离——《倾城之恋》与《色·戒》的比较阅读》，《名作欣赏》2015 年12 期。 c 刘晓莹、刘晓敏：《张爱玲〈倾城之恋〉经典性之我见》，《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1 期。 d 张爱玲：《金锁记》，哈尔滨出版社2005 年版。 作 者： 韩彩琼，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ff54bc785c24028915f804d2b160b4e777f813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