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这四项标志的最大化只有实现所有者权益的最大化。由于在西方环境下，债权人的利益被充分考虑，因而其称之为股东财富最大化，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对我国来说，未来的市场经济中，竞争是激烈的而又是理性的，只有给企业确立正确的财务目标，才能使企业不断向前发展。 （3）规范完善适合企业发展的财务管理的法律环境。与企业的财务管理相关的主要法律环境在于公司法与税法。就公司法来说，第一，我国应对违反公司法的行为施行纯属经济上的制裁，如西方清算或破产惩罚，不应延续原来所实施的个人罚款、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理，以便于企业彻底割断与原来体制下政府的各种联系，将企业完全推向市场；第二，应确立严肃的公司法，免去企业受国家政府行政条文的干预而造成公司法执行中许多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第三，完善公司法，使企业拥有发行股票，减少股本，以及股票种类等自主权，从而更好地优胜劣汰，推动经济的发展；第四，在股权配置上，应对各种形式的优先股以及无表决权股和雇员股等做出规定，从而主观安排股票资本控制的灵活多样性。就税法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我国税率政策优惠外资而不保护中小企业，这当然是为了吸引外资。但长久下去，会影响我国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从而影响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任务；其二，我国税法的规定极为严格而且详细，比如固定资产来说，对于固定资产年限、折旧年限等等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从而限制了企业运用不同方法去实现固定资产管理，不利于企业自主和灵活的财务决策；其三，在鼓励企业科研和技术改造方面，对于研究与开发费用，我国所得税法中应有对其优惠的规定，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精神，从而得到更好地发展。 （4）建立适合于我国企业发展的筹资系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筹资理论，自不足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筹资一方面面临全社会资金的普遍短缺，一方面是我国政府管制影响下企业筹资方式的狭窄，使得目前我国企业的筹资主要是向银行贷款。而同时在贷款协议中缺少各种类似西方的限制性条款，这不利于银行贷款的安全性而造成了大量银行不良资产，成为金融领域的另一大社会问题。总之，我国目前的筹资系统处于低级阶段，其改革与完善首先在宏观上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资金市场，其二是加快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建立明确的产权主体，其三就在于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对于微观方面的要求就在于：企业筹资主体地位的确立，有自主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动性去选择最适合企业的筹资方式。另外就是财务人员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培养正确的筹资意识，全面提高筹资水平。 五、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对于财务管理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传统文化或为显性或为隐形地影响着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经济的方方面面。对于企业财务管理来说，不可能跳出这种文化环境而找到一条其他的道路，所以我们只有吸取能够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才能找到一条适合于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务管理之路。 1.儒家“义利观”的现实意义传统对儒家“义利观”的理解基本止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思想已经深深地在人们思想上打下烙印，对经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其实儒家对于“义利”的核心思想“见利思义”以及“先义后利”是针对时弊“见利忘义”与“先利后义”等现象提出的，是对二者关系的论述，并非否定对“利”的追求。但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巩固统治，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好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从而，儒家“义利观”在片面上被统治阶级扩大化并加以宣扬，从而形成了对人们经济活动的约束。“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早已接受了对利益的追求思想。“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利与义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其现实意义上看待企业理财，“利”就是指一个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义”不仅指理财者的道德素质，更应该外延于法律法规、会计准则、社会效益、生态环境等等。即现代企业理财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遵纪守法，注重社会效益、生态环境等，这才是正确的“义利观”。“见利忘义”的行为往往损害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 2.实现人本主义、人和精神与集体主义、群体意识的结合，以限制集权思想与大权距思想产生的负面影响从孔子“举贤才”、孟子“民贵君轻”始，有管仲“尚贤举能”、曹操“求贤才”之举，到刘备的“三顾茅庐”、今天的“知识是第一生产力”，“人本主义”在我国特有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下成为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但由于集权主义的“合理性”以及其支配地位，使得“人本”思想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思想，而只是统治者的附庸。集体主义、群体意识在建国以后更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通过“平均主义”“大锅饭”以及国营企业的建立而更加深入人心。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实现“人本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结合，重视人才的力量，使得领导者、员工都“以厂为家”朝一个目标努力，这样才能使集权与大权距思想带来的负面影响，即盲从领导、权威等减至最小，从而使企业理财在一个相对民主、自由的环境下，实现所有者权益的最大化。 3.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等优秀思想，增强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提高财务人员的从业素质“内圣外王”之道是古代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即不只是追求个人道德修养的完美，更要求把这种“内圣”外化为社会道德实践和经国济民的活动，立志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新时代的财务人员应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八条目”的要求，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学习补充财务管理知识，提高从业素质与能力，提高个人修养，增强职业道德意识，这样才能促进财务管理的规范与公平，才能充分发挥财务的管理职能，促进企业发展。 4.“天人合一”与“中庸之道”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管理模式的启示钱穆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宿处。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天、地、人，只一道也”，即实现物与人的和谐统一。而“中庸之道”固然有其因循守旧，不利于创新的负面影响，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就是要在处理问题时选择最合情理的办法。其现实意义就在于要实现财务管理与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现行政策等的和谐统一，而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与理论，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与发展。 六、结束语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财务管理，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正在逐步地发展与完善。但面对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21世纪，我国财务管理模式中仍然有许多不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容。这主要是由于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力量以及历史现实原因造成的。要研究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以求发展完善，必须立足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变迁发展趋势之中，也只有遵循传统文化的演变规律，并借鉴西方先进的财务管理理论中适应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容，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管理模式，从而使其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发展服务，以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向前。 [参考文献] 李躬圃。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王成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王棣华。试论财务文化[J].广西会计，2000，（6）：25-26. 王棣华。中国文化与中国式企业财务管理[J].特区财会，1997，（3）：34-36. 张今声。论人本管理[J].管理科学文摘，2000，（1）：67-69. 刘明顺。华夏文化与中国企业管理创新[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3）：85-88.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15451a7312b3169a551a47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