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活着》中的农民形象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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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华《活着》中的农民形象 论文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讲述了福贵一家人在乱世中悲喜的人生故事，从40年代到80年代横跨四代人的历史里，悲剧的命运和动荡的年代让勤劳善良的一家人经历了生的坎坷和活的辛酸，最终活着的人仍然在悲伤中坚韧地活下去。《活着》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在这里不论是天灾也好人祸也罢，都汇聚在这一个中国最质朴的农民的家庭中，展现了中国底层人生活全景画的的一面，表达了生命中的无常以及普通百姓粗糙的却坚韧的生存信念。 关键词：活着 悲剧命运 生存信念 农民形象 现当代文学史上,无数作家都对农民的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从八十年代开始,作家们更是一反以前对农民群体一味赞美的做法,冷峻地剖析在大时代洪流的冲击下，一个只对农民阶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味美化的时代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肯定与否定的结合。”① 作为余华巅峰之作的《活着》，作品中的整个故事以一个民间采歌人为第一叙事者，以他在乡里田间的所见所闻建构故事的框架，通过徐福贵的身世回忆来叙述的。作者在一个穷极无聊的下午，碰到了福贵和他的牛。然后一段段故事从这个看似平凡的老农嘴里讲述出来。国民党抓丁，文革，疾病，死亡。福贵的亲人一次次离开他,最后只剩一头老牛。凤霞先聋哑，然后有庆献血而死，凤霞大出血死了。女婿也被砸死。老婆家珍等于被饿死的。孙子苦根是被豆子撑死的(太饿了)。经过一次次死亡的考验，老人以一种超脱的姿态活在世上，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寻死觅活，他心里的亲人没有死，都陪伴着他，他在回忆，继续又努力快乐地活着。《活着》一书中，余华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主人公福贵是个老年的中国农民，对来民间采风的青年学者叙述属于自己活着的农民传奇故事。他把他的一生和他的家庭讲给作者听，竟然有些像一个哲人，但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普通再也不能普通的农民。 一、传统的文化观念和自足的小农意识。 小说的主人公福贵出生于富裕的地主家庭，受“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父母亲对他过度的宠溺，使得他浪荡成性、欠下大笔赌债，一夜之间沦为社会底层的贫困农民。善良的父亲再被他活活气死之前抵出所有的家当为他还清赌债。父亲的博爱和逝去，让富贵悔恨不已，痛定思痛之后，勇敢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输掉土地从龙二手里租过五亩来种；没有佣人就一切自己动手；被抓壮丁千方百计保住生命得以回家；为了生计甚至忍痛将凤霞送人领养；为挣工分全家人都去大炼钢铁；为了度过自然灾害卖掉了有庆的羊，全家扒树皮、挖草根勉强度日；有庆死了，福贵强忍悲痛笑脸面对病重的家珍；凤霞出嫁，富贵一家在贫穷艰难中享受着幸福与温馨；凤霞、家珍死了，福贵、二喜在更加艰难的环境中拼命干活来哺育苦根；二喜死了，福贵带着成了孤儿的苦根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苦根死了，孤独的福贵买了一条老牛相依为伴，尽心尽力耕种着人生最后一块土地。福贵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用辛勤的劳动来默默地承担生活的重担，无论自身和生存目的受到多大打击，福贵永远不会游手好闲，浪荡瞎混。几十年的艰苦劳作，他从骨子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底层农民，只有劳动，只有种地能让他感受到生存的脚踏实地、实实在在。 另外，福贵的妻子家珍是一个传统农村妇女的形象——勤劳、善良。她的思想中的封建观念的根深蒂固程度更甚于福贵，她为了儿子的将来离开了好赌的福贵，却也在得知丈夫改过自新后主动地归来。她是那样的要强，自尊（如她坚决不要春生送来的二百元钱）。她处处为她的丈夫、儿女着想，坚强地支撑着自己的家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但当女儿死后，她就难以坚持了。福贵说家珍：“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不像村里有些女人，死了还有人说闲话。”她的死，显示出了一种生存的高贵。家珍的善良与勤劳，不仅仅是对曾经的纨绔子弟的丈夫无尽的包容，尽心竭力的照顾着这个家庭，在对导致儿子死亡的仇人面前，也同样网开一面，宽宏大量。而家珍最大的心愿就是，每年能给富贵做一双鞋子。这种行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反映了家珍对丈夫及其家庭的忠诚，另一方面却从她对福贵抱有依恋、不离不弃的单纯想法中折射出封建观念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盲从思想。不过，在封建社会，妇女因为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被迫困守夫家，也有迫于无奈的因素。家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于更好地配合福贵的良民形象，家珍与福贵的本性相似，思想觉悟也在同一水平，只是两人一张一合，互为平衡、补充，且没有根本冲突，得以保留家庭温馨的氛围。 一辈子“相信革命相信党” 坚持沿着毛主席路线走的牛镇长骨子里是一个善良的老农民，在福贵被抓丁后，家珍带着两个孩子，还要照顾卧病在床的老母亲，一家人的生活陷入极度的贫困，是镇长给家珍找了一个送水的活，才得以勉强维持生计。由于政治风波，他莫名其妙地成了镇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是单纯的，乐观的，有韧性的。 在前线参了军的春生解放后成了干部，自此和福贵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文革中，春生也成了走资派，成了边缘人。春生的老婆受不了“自杀”了，只有一张死亡通知。春生不想活了，可是一直没有原谅他撞死了有庆的家珍却对他说“外面冷，进屋说吧。”临走时还对他说，“春生，你记住，你欠我们家一条命呢，你得好好活着！” 在一个大家都要和走资派划清界限的年代,所有的人都因为一场政治风波而不能好好的活着，每一个人身上都背负着沉沉的担子，于是在那个年代有多少人不愿再活着，选择了死亡，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当春生也要准备选择这条路的时候，迎来的不是组织和国家给与的什么，而是来自于富贵夫妻发自真心的关怀。 福贵的女儿凤霞的贤淑与乖巧，虽然因病致哑，但却从不让家人操心，乖巧伶俐，体贴父母和弟弟，她还那么聪明，对于打毛衣一学就会，并且打得那样出类拔萃。儿子有庆也是一个为父母分忧的好孩子，为了节省鞋子，他竟然光着脚跑步来回上学。他对于羊的热爱，更加说明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二喜虽是外姓人家，作为这个家的女婿也十分的尽职尽责，他的质朴让人欣慰。 受儒家正统思想和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在底层民众的群体心理上，自然选择传统中的民间道德，困此，他们善良、仁爱、淳朴、诚实、讲义气、安分守己、谨小慎危，在苦难重压下也能自给自足。如福贵一家人，他们对人生渴求不是很高，只要有活做、有饭吃、有衣穿、平静的活着就行了，典型的“自足常乐，易于满足”的小农精神。这一方面铸就了勤劳谦虚知足的传统美德，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国民带有浓重的弱者色彩，习惯于苦中作乐，默默地活着。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农民，外部环境和自身原因，他们有着或多或少的自身毛病，但是，大体上仍然承载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性格温顺，自足常乐，同时又能乐观向上，这种农民形象在国民中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和真实性。 二、苦难的悲剧命运 富贵，幸福与富贵，是中国农村文化中重要的一个比较全面的的因素，大多数农民追求的都在这两个字里得到充分的实现，这在一定程度是我们牛耕民族的悲哀，同时这也是福贵一生的悲哀。在主人公年轻时奢侈的挥霍中，富贵突然消失，随之而来的是贫困，这种巨大的反差并没有打倒主人公，他和他身边的亲人与贫困进行着抗争，快乐的抗争，没有一丝惧怕。假如命运中只有贫困，那很少有人会怕，因为人类就是从原始和贫困中走来的。 而发生在福贵一家人身上的除了贫困还有不尽的厄运，先是女儿凤霞因为发高烧，成了聋哑人；解放后三年的大饥荒；大跃进时连有庆辛辛苦苦喂养的两只羊也被充了公；新中国的医生为了救县长夫人直接致使有庆死于非命；愚昧的村人对凤霞的残疾和嫁不出去指指点点，凤霞嫁给二喜刚为人妻，却又因产后大出血而死；凤霞死后的三个月，家珍也被饿死了；独自带着孩子的二喜在一次搬运事故中死去；相依为命的孙子苦根却因吃豆太多而撑死。看到自己的亲人都一个个早于自己死去，而自己还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看着自己的妻子死去，甚至看着自己的孙子死去。同时，三年的自然灾害、大炼钢铁、文化革命等自然的、社会的灾害让本来生活困顿的福贵一家，更是雪上加霜，艰难无比。这都足以说明生存不易，艰难地活着的生命中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漫长的无休无止的饥饿，让福贵成了六七十岁的老人还要拼死拼活地下田种地，辛苦劳作，却仍然在最穷困的生活水平上苦苦挣扎。 小说《活着》所描写的时间跨度是1940年—1980年，即自土地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四十年是中国社会最动荡的历史时期。千百年来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在遭受着苦难，战争的苦难，变革的苦难，盲目的没来由的苦难。毋庸讳言，世上的苦难大多数都是降临在最底层的平民特别是农民头上，而底层农民由于自身力量弱小，地位的低下，要想改变自己的真实生存处境，几乎没有可能。面对冰冷的现实，面对巨大的苦难，弱势群体无法改变，弱势个体更是无法改变，只能任命。 作为社会底层福贵一家人的悲剧命运，只是历史的一个缩影，无关乎时代的变迁，人的命运沉浮在历史长河中，都不能随心所欲地把握。余华在原著的序中说：“生活和幸存只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不同。苟延残喘也好，锦衣玉食也好，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所能抉择的，与命运抗争的历程中，你会看到人的渺小，所谓的成长，也只是学会习惯性的接受。”那个早已远去旧时代，留给我们的也只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背影。中国的几代人，却在这苦难的环境中，坚强的活着，不埋怨也不消沉。福贵一家人的悲喜是那一辈人的缩影，他们从那样的年代走过来，仍然只是平凡地生活在现实之中，他们四十年的生命历程见证了几度动乱变迁，见证了一个全民的疯狂年代，被动的接受着不断变化的个人属性，纵使生活夹杂着艰辛与泪水，依然勇敢的接受。 余华说，《活着》是讲述了人们怎么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在为着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② “活着”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词语，却给予我们生命中最沉重最顽强的精神力量，而当其与苦难不期而遇时，就成为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但又是世世代代、芸芸众生所无法真正领悟的人生哲学---命运之苦难。众所周知，“活着”它是人类最本质的生存要求，提到这个话题余华曾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③而余华又将其放在一个农民的命运之上，它的存在就变得更加有意义。福贵一家人的苦难仿佛在告诉人们，生活越是苦难，我们越是要顽强的活下去，这恐怕是几千年来的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大多数人的生存规律，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只要活着，哪怕生活就像西西弗斯那样总是要将巨石一遍遍的推上去，但是还是要一遍遍的去那样做。中国人几千年的生存哲学，就是活着，那么现实，又那么的冷冰冰，但恰又是多么精辟的论断。他们没有去怪责时代，也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只是拿沾满泥土的衣袖擦擦自己的泪水，继续活着。所以富贵抱着死了的有庆而无法让社会给他一个说法，只是默默的埋了。甚至富贵不愿背着死了的有庆，怕看不到他心里慌，就抱在胸前，摸着有庆冰凉的身体，偷偷的埋了有庆要在坟头呆呆的做一个晚上，然后回去要对家珍编一个善意的谎言，直到这个谎言被戳穿，才一起为有庆的死而痛哭出来。这是个弱势的群体，恐怕中国大多数的人都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对生活抱怨的权利，没有反抗的力气，只是默默的承受，并在承受中消化，直到这苦难也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活着》简直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在这里不论是天灾也好人祸也罢，都汇聚在这一个中国最质朴的农民的家庭中，这些都是福贵最感到“活着”这种状态受到致命打击的东西，这种活着本身就是苦难。不管苦难多大，都要艰难地生活下去，这样才能体现苦难的悲剧命运的本质。 三、坚韧的生存信念 余华先生说这部小说的灵感是来自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各种的老黑奴经历了同福贵一样的苦难，他是福贵的原型。④黑奴的命运很难改变，对他来说生活的磨难应该平静地接受，然后依然友好的对待这个世界。福贵也是如此。他始终站在那里，以坚韧的活着的力量去诠释生命的重量。 福贵一家人的苦难史构成了《活着》，最后只剩下一头老牛与老人相依为命，面对苦难的悲剧命运，一家人都以平和的承受，近乎逆来顺受的态度来忍受，他们最低和最高目标都是能够“活着”。在大跃进中，福贵带领一家人在被人找过了千百遍的红薯地里找红薯，尽其所能地维持自己和家人不死，那是怎样的延续生命的绝望挣扎。这是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对生命的渴求，也是余华所极力要表现的面对苦难，面对悲剧命运而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与精神的考验，是人生在世的生存哲学。无论是国家民族的风云变幻，还是基层农村的朝令改夕，他们无法去抗争命运，也无力去否定苦难，最终只能承受。只要苦难的压力没有超过死亡，忍受是他们唯一正确的途径。福贵一家在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是在一种执着中坚持过来的，在艰辛的“活着”、苦楚的生活中用整个人生盼望着“小鸡长大之后就会变成鹅，鹅长大之后就会变成羊，羊长大了后就会变成牛，牛长大了，就一切都好起来了”的那一天。 苦难早已成为底层民众生命的一部分，历史和自然面前，处于边缘的人们有太多的无奈与不能。当福贵背着他儿子的尸体，没有抱怨，他所能做的只有掩埋和那淡似水又深入骨的哀伤。接着是相伴几十年的妻子，是凤霞，是二喜，是苦根，福贵默默地埋葬自己的亲人。死亡与苦难在这里显得太过容易，福贵一无所有，仅以生命来抗拒生活所给予的全部。他没有颓唐消沉，也没有怨恨愤怒，用农民坚强的意志扛着世间的苦难，在忍受死亡中“活着”。 作者在自作的《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⑤他们活着是“熬”，多么形象！结合中华民族的性格，可以这样说，这种忍受苦难的巨大力量是保证本民族得以延续的根本基础。 忍受苦难的顽强和坚韧需要高度的内在精神支撑。乐观和超然的心态，使他们承认苦难存在的同时，认可命运无可改变的同时，对未来尚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希望。因此，福贵孤苦的晚年还能用埋葬了全家人，没有任何牵挂来自慰。家珍死时对于自己苦难的一生也感叹道：“做人能做成这样，我也就知足了。”这种平和、乐观的心态带来的是“顺天知命”的生活姿态，也在无形之中帮助他们看淡了外界的苦难，从而理所当然地将这些苦难作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去接受、去忍受。如此年复一年，他们的生命力由此也就被磨得异常坚韧，令人敬畏。 他福贵回忆自己的一生时，他的叙述不带一点埋怨和躁气，他的语言很是舒缓和超然，这种超然，也只有一个历经沧桑磨难而终于存活下来并平静地生活的老人才会有。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个的不幸”。同样苦难伴随的家庭也依稀存在幸福美好的光环。家人和睦的温情，是老人福贵最甜蜜的回忆，也是支撑他忍受苦难、继续活下去的最大勇气。 生活里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那是命运的无常，人们渐渐学会了乐天知命、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经历了沧桑与苦难的暮年福贵似乎生活的更加认真，“苦根死后的第二年，我买牛的钱凑够了，看看自己还得活几年，我觉得牛还是要买的。牛是半个人，他能替我干活，闲下来时我也有个伴，心里闷了就和它说说话。牵着它去水边吃草，就跟拉着个孩子似的。”小说结尾描写福贵与他的老黄牛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在古老的土地上耕作、“对话”，并以粗哑却令人感到欣慰的嗓音，唱着古老而又快乐的歌谣，让我们看到了凡俗人生中那种坦然与和平、乐观与自足，蕴涵着宁静而深邃的力量。这种力量自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亘古以来的人类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活着”的力量而在这古老的土地上绵延繁衍，生生不息。 这部名曰《活着》的小说，虽然在内容设置上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悉数登场的人物也相继死去，只有福贵活着到了最后——正是通过这个活着的人，作者把这部作品写给了所有在现实生活中与命运抗争的伟大的人们；写给了所有在苦难中忍受的坚强的人们；写给了所有在绝境中寻找希望的善良的人们。 注释： ① 雷达．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P11。 ② 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版，P3。 ③ 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版，P4。 ④ 余华：《活着·英文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版，P10。 ⑤ 余华：《活着·韩文版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版，P4。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2593a4faa8271fe910ef12d2af90242a895ab2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