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词风是对晚唐及五代的因袭与新变，其依据是宋初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的词人在创作词时受前朝词风影响，在词的形式上沿袭小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在词的内容上仍然围绕艳情、宴会和宫廷；在词的风格上继承前朝冯李词柔婉、细腻的审美。宋初词坛大量保留了晚唐五代遗风，甚至文人在创作词时仍以游戏的态度对待，将词看作低等、通俗的文体。事实上，体式并非决定内涵高低的标准。在文人意识到这点后，宋初词坛也开始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因袭是必然现象，是词这种文体发展的必要过程，无论是哪一种文体，在其演变的过程中都需要不断地继承和创新。将文学发展史与政治发展史绑定的研究方式使得以朝代划分词的历史存在不准确的问题，循序渐进的过程难以被具体时间点切割。 早在南唐李煜的词作中就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趣。李煜在他的词中添加了政治因素，同样的离愁别绪、同样的伤春悲秋，却是离故都、别旧国的愁绪，是浸染着国之兴亡、命运之沉浮的春与秋。词的意境在李煜“剪不断、理还乱”的愁思中无意识地被扩大了，而“一江春水”、“寂寞梧桐”的意象则更显得绵延、丰满。词之境界的扩张正是出自这位亡国之君的悲痛感怀。 从以往文体的发展看，开国之初民生凋敝、百废俱兴，并不是进行文学艺术研究的好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往往经历过战争，遭受过离乱，其心多在政坛与民生上，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即文学多为政治服务，故而文人也多以政治为重。但北宋政坛是个相对特殊的时期，它对文学的限制几乎是中国史上最宽松的，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文人群体的优待上。 宋初太祖留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虽是出于稳固政权的考虑，却极大地提高了文人群体的地位；科举制度放宽使得通过科举进入政治中心的机会大增，文人群体得以扩大。虽然宋代也有乌台诗案等因言获罪的事件，但相比于明清文字狱，不可不谓幸运。在重文轻武的前提下，文人做官变得更加容易，光明的前途也提供了良好心境。 即便如此，在未知世界面前人的思维依然渺小。宋初不比其他朝代，这是一个只占了历史版图半壁江山的王朝，对宋朝文人来说，孱弱的军事实力和逐步兴盛的经济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全新生存模式的冲击远比大一统王朝宏大、庄严、无所畏惧的威势更切合文人思维习惯。宋初文人受到环境的影响极深，在此基础上，对人生的思考已不能够通过诗文完全表达，并且在他们心目中，文和诗都是言志的，虽然也抒发个人情感，但多和抱负、大局有关，不方便表达更隐晦、私人化的忧愁。 作为一种在茶余饭后消遣的休闲文体，词成为更好的选择。文人在写词时不必顾虑“言志”的套路，可以肆意宣泄内心情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2e04d8df38583d049649b6648d7c1c709a10b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