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介绍建安文学时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以说是‘文学自觉地时代’。”这一“文学自觉”的看法成为后世中国文学史发展认识的一个基本的共识。 标签：魏晋；文学 一、文学自觉的转变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文学一直作为政治目的和历史记录的附庸而存在。最开始的文学——神话，起源于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和想象，是在人们劳动生产的过程中的产物。大量用牲畜的现象出现在甲骨上。殷代时，事無巨细，必须请示鬼神，作为一切行动（尤其是农业劳动）的指南，并且有专门的巫和史来从事这种占卜预测吉凶祸福活动的专职人员，这也是文学发生的雏形。到了周代，有专门的机构采集民歌，与宫廷乐曲，祭祀颂歌等，一并集成《诗经》；将文化礼仪等典章制度记录下来，即《尚书》；东周时期，社会大变革催生了史官。春秋时期出现了各种史书和散文；新的诗歌体裁，《楚辞》中的“骚体”，也是由楚国民歌而来。到了两汉，赋开始风靡一时，或是针砭时弊，或是高歌颂德；其余的或抒政见（如《盐铁论》），或成为倡优博弈的娱乐品（如王褒的《洞箫赋》），或干脆就以欺骗人民、束缚士人的谶纬迷信之词，都出于非文学的目的；而《史记》、《汉书》等著作的产生，单纯的站在历史的角度，没有考虑文学目的。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墨客在文章之中表情达意。汉末建安七子和曹氏父子，显露出天下一统的愿望；同时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文学批评由此出现，文学自觉性诞生，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等。之后的正始文学，表达了阮籍等人以老庄的“自然”为旨来否定现实、韬晦遗世，抒发个人的苦闷思想与不满。两晋的玄言诗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的恬静心境，寄情山水，成为山水诗的开端；陶渊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辞官还乡，归隐田园；《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中，多是代表人民意识和夙愿的志怪小说。南北朝时，佛经的传人使音韵学有了发展，将发现的“四声说”应用在诗歌上就创造了永明体，诗歌在形式上有了重要的突破；出于对形式美追求风气的影响下，骈文的发展也迎来一个高潮；此时还出现了“文笔之辨”，对文学的界限进行争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文学批评巨著应运而生。可以见得，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文学本身进行了独立化，不再是其他领域的附庸或者混合，更多是个人意志的，已经具备文人产生个人意识的条件，到了建安时期，文人意识的觉醒已经有了必备的社会基础、物质基础和艺术基础。 文人地位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人自觉意识的觉醒。建安时期，曹氏一组招贤纳士，鼓励文人，文人地位提高加之曹氏父子的引领作用，文人以文为傲，更加关注自身与文学的关系，思考文学的本质。另一方面，文学学科的独立，促进了文人的自觉。文学区别其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30392d312a6f524ccbff121dd36a32d7275c7e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