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之所以发动长征,直接原因还是在于军事上的失利。蒋介石在对红军的四次围剿先后遭到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在王明,博古,李德等人一意孤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导致红军节节失利,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同时,在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在组织上又大搞宗派主义,开展过火的党内斗争,撤换坚持正确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导致中央苏区在政治上面临危机,造成了党内、干部队伍里的恐惧疑虑心理和苏区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此外,中央苏区这时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这不能不影响到革命战争、人民生活和人心安定。因此,在此不利形势下,红军要在中央苏区坚持持久作战是确有困难的,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要考虑红军突围作战略转移,以求得保存红军的活力。
1934年5月,广昌、建宁先后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军进入苏区的腹地,中央红军在内线打破敌军的“围剿”已十分困难。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此时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曾考虑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并把这一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虽然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以保存有生力量,但同时认为中央红军不一定马上撤离中央苏区,在内线坚持斗争,打破敌人的“围剿”还是有可能的。据此方针,博古、李德等人虽然提出了战略转移的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间接准备,但在战略上继续同敌人拼消耗,完全忽视了有生力量的保存。为做好转移准备,中央军委于7、8月间先后命令红七军团、红六军团进行北上西征。但由于红七、红六军团的兵力过小,在北上和西征后,不但未能牵动大量敌军,达到预定的目的,反而使“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加快了“围剿”的步伐,中央苏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兵员准备:参加长征的人当中大约一半是新兵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伤亡数以万计,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和进行战略转移,急需扩大红军兵源,充实红军队伍。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宣言,提出五、六、七三个月在中央苏区扩大红军5万的号召。7月7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宣布扩红任务提前超额完成,扩红总数突破6万余名。9月初,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又发出《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决定即日起开始争取在九月份内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为突围西征即长征出发作准备。在火热的宣传下,苏区的广大青年男女踊跃参军,从五月到九月征集新兵约十万人,中央红军增加到5个军团,红八、红九军团几乎全是新兵。此外,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八军团和教导师等,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使红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据估计,长征开始时参加长征的人当中,大约一半是新兵,甚至有的部队干部是老兵,战士完全是新兵。
战略物资准备:紧急筹集武器弹药、粮食、草鞋、食盐、棉被等
中央苏区各级党和政府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7月开始开展了收集军用品的突击运动,展开了紧急筹集武器弹药、粮食、草鞋、食盐、棉被的工作,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物资。如在筹集粮款工作上,早在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部及苏维埃的信》,到8月初已经基本完成此项任务。7月22日,中央又发布《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9月30日,粮食部长陈潭秋宣布此项秋收借谷任务圆满完成。同时,中央财政部提出了3个月筹款80万元的计划,为此,当时采取了非常措施,在苏区内部进一步发动群众查找地主豪绅埋藏的金银窖,仅两个月时间,博生、会昌、于都、西江四县就筹款18万多元。到中央红军长征时,国家银行的银元就有数十担随军运行,对保证长征途上红军所需给养起了重要作用。
在战备物资方面,红军特别重视大规模地制造武器弹药。根据行动计划,由苏区兵工厂大量制造武器,制造大批的子弹、炸弹、枪支、手榴弹、刺刀。为了解决生产原料问题,1934年6月的《红色中华》报社论提出,“我们急需要15万斤的子弹壳、15万斤的锡、15万斤的铜、20万斤的铁、10万斤的土硝”的任务。在苏区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和苏区工人的忘我劳动下,加紧制造武器弹药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增加了6倍至30倍。在其他物资方面,苏维埃中央政府还作出决定动员群众收集被单、毛巾、袜子、雨伞,及时为红军准备冬衣。为了适应行军的需要,中央机关还于9月8日号召在10月10日前,要为红军募集20万双草鞋及其他物资。为此,被服厂加班加点生产,赶制红军服装,力求做到红军每人有两套单衣,两双草鞋、两人一条毡子。此外,《红色中华》报还号召开展熬盐运动,以备红军所需。据参加长征的同志回忆说:“在我们的队伍里,除了高级指挥员外,战斗员们都是带着四个或六个手榴弹,一支步枪一把刺刀,以及很多步枪子弹。这些(除枪外)都是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制遣的,出发前才发来的新家伙。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可见,红军在战略物资上的准备还是颇有成效的,这都为后来红军进行转移补充了大量物资。
在做好转移的间接准备基础上,到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十分匮乏,红军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无望后,中央才开始组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直接准备。在战略指导思想上,中央改变了过去那种不遗寸土的方针,决定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中央红军在阻止敌军推进时,应以“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并强调指出红军不要准备进行防御战斗,“而应准备全部撤退”。同时,建立健全了各级指挥机关。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从组织上对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坚持苏区的斗争作了初步安排。随后,又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军工作。还决定留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1.6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以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并在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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