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写春天的诗词|白居易的诗词《别元九后咏所怀》阅读

副标题:白居易的诗词《别元九后咏所怀》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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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鉴赏# 导语】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下面就和©文档大全网一起来了解下白居易的诗词《别元九后咏所怀》,欢迎阅读!




 《别元九后咏所怀》


  零落桐叶雨,萧条槿花风。


  悠悠早秋意,生此幽闲中。


  况与故人别,中怀正无悰。


  勿云不相送,心到青门东。


  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


  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


  注释


  ①零落:指脱落。


  ②萧条:指寂寥冷清的样子。


  ③槿(jǐn):木槿,落叶灌木,夏秋开花,朝开夕凋。


  ④幽闲:闲适自得。


  ⑤故人:旧交,老朋友。


  ⑥中怀:心中。


  ⑦悰(cóng):欢乐,乐趣。


  ⑧勿云:不要说。


  ⑨青门:长安城的东南门,本名灞城门,因其门色青,故俗呼为“青门”。


  ⑩坐觉:遂觉,顿觉。





  扩展阅读:《别元九后咏所怀》赏析


  诗歌开篇“零落桐叶雨,萧条槿花风”,以写景起兴,既奠定了全诗伤感悲凉的感情基调又暗中点明与友人分别的时间。秋季甫至,秋意却浓,诗人看到凋零的桐叶、衰败的槿花,悠然飘落在秋风秋雨之中,目光所及皆为萧瑟之景,伤秋之情油然而生。此情此景又让诗人想起与友人离别时的场景,心中愈发感伤。


  “况与故人别,中怀正无”一句将诗人的伤秋之情与和友人分别之后的落寞之情自然地连接起来。诗人没有写出与友人分别的具体情境,以虚笔“勿云不相送,心到青门东”写分别之实事,诗人假设友人问自己“为何不相送?”“心到青门东”则是诗人的回答,不要说我没有送你离开,我的心已经随你远去,倘若相送,又如何忍心与你分别?寥寥数笔,勾勒出二人离别之时的大致情景,又给读者留下无数想象的空间。


  吟咏至此,诗人心中伤秋怀远的复杂心情无限放大,心中的抑郁之情不吐不快,进而抒发出此篇诗作中的情感音:“相知岂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最后二旬又再次点明白居易与元稹交情之深,与中间四句遥相呼应,使得全诗浑然一体。全诗在诗人情感点戛然而止,余音缭绕而又耐人寻味。最后四旬言简意赅,却富含哲理,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不求朋友成群,但求知己一人,外面的世界再喧嚣,知心人不在,也如空城般孤寂。


  这首诗融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情景交融,用笔虚实相生,实处描写景物,虚处勾勒景象,全诗如行云流水,毫无生涩之感。诗人在诗中的留白更给读者留下了无数想象空间。


  《别元九后咏所怀》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元和元年(806年)送别元稹之后写的,秋季甫至,秋意却浓,诗人看到凋零的桐叶、衰败的槿花,悠然飘落在秋风秋雨之中,目光所及皆为萧瑟之景,伤秋之情油然而生,想到自己于长安再无心意相通之人的孤寂落寞之情。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文学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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