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中庸》简单介绍

【#能力训练# 导语】中庸既是对为人处世的精辟总结，又体现了做人的规范与智慧，因此，它对于人们提高自己的行为修养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下面是©文档大全网分享的国学经典《中庸》简单介绍。欢迎阅读参考！　

1.国学经典《中庸》简单介绍

　　中庸是指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历代儒客遵循与推崇之道德标准。中庸，中用，庸古同用。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儒家的理论根源源于人性。出自《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内文的写成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之间，作者是谁尚无定论，一说是孔伋所作（子思著《中庸》），载于另一说是秦代或汉代的学者所作。宋朝的儒学家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2.国学经典《中庸》理论基础

　　《中庸》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子思所作，是儒家学说经典论著。经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等内容，对为人处事，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1]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通常人们讲天人合一主要是从哲学上讲，大都从《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讲起，而忽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更忽视了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与天地参”是天人合一。这才是《中庸》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因而《中庸》始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终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这就是圣人所要达到的境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3.中庸（中国古代儒家经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属《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标准，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学者将《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4.国学经典《中庸》创作背景

　　《中庸》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三十一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据说是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宋代以前，学者皆主张《中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思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思作《中庸》。”李翱《李文公集·复性书》：“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朱熹《中庸章句·序文》：“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自宋代开始，有学者主张《中庸》是子思与秦汉之际的儒者杂述而成。如欧阳修《问进士策》：“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异乎圣人者，何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文鉴三》：“汉人虽称《中庸》是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于子思也。”清人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卷三中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今人冯友兰、钱穆、劳思光等亦从文献、思想等方面论证《中庸》非子思所作。

　　以上两种观点各有依据。现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庸》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

5.国学经典《中庸》后世影响

　　《中庸》是儒家经典，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儒家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位于“四书”次位，在中国历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中庸是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庸》在西汉时被戴圣整理并编入《礼记》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儒道合一、佛道流行的时代新趋势，有学者把儒家的“中庸”与道家“无为”联系起来，为“尚俭”立据，但影响有限。如刘劭在《人物志》中将“中庸”作为一种极高德行来推广，把“中庸”列为最完美之“情性”。据记载，当时伴随着佛家“格义”学说的流行，还有引佛家义理释解“中庸”的著作出现。

　　唐代李翱将《中庸》尊为经书，撰有《中庸说》，提出了一个《中庸》的传承谱系，并与佛家心性之学相糅合，阐发与弘扬《中庸》儒家天命性道学说。他将传承《中庸》的本意弘扬性命之说为己任，在糅合佛儒观念的基础上，用佛家“不动心”的理论来诠释儒家“诚”的内涵，不仅由此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同时，其融汇佛家与儒家的心性学说为一体，对于后来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以来，《中庸》逐步确立了儒家经典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宋真宗年间，曾将《中庸》一书作为科考的内容；宋仁宗时，还对新中的进士颁赐《中庸》一书以为奖励。北宋程颢、程颐首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同等看待，并行同列，提高了《中庸》的儒学地位和社会影响，为《中庸》成为宋明道学问世的理论基础，开辟了道路。南宋朱熹作《中庸章句》，与《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编成《四书章句集注》；南宋嘉定五年（1212），《四书章句集注》被晋封为“国学”，“四书”的官方地位被正式确立，《中庸》遂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出题用书。明成祖为《四书五经大全》御笔作序，颁行天下，成为明代科举取士的准则。清代，“四书五经”仍是封建科举考试的钦定必考书目。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地位也随之不断被抬升，达到了它的至高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集团的御用工具和理论依据。

　　到了近现代，梁启超、孙中山视《中庸》为国宝。毛泽东改造中国也从中庸入手，曾用“矫枉过正”指导农民 运动，又以“过犹不及”指导延安整风。

　　二十世纪上叶，由于西方现代性初入中国，《中庸》思想受到误读，一些人认为“中庸”无非是保守性、庸常性之类，应该被批判和抛弃。这一文化中断和思想愚化，使得当代人对中国思想经典相当隔膜。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国际关注的话题，以及新的出土文物文献的发现的阐释，人们对中国思想文化重要体现的《中庸》研究更加深入，其意义不仅为当代中国学界所关注，而且成为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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