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app_国学宝典《左传》：昭公六年

【#能力训练# 导语】六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正月，杞文公去世。鲁国前去吊唁好像对同盟的国家一样，这是合于礼的。鲁国大夫去到秦国，参加秦景公的葬礼，这是合于礼的。下面是®文档大全网分享的国学宝典《左传》：昭公六年。欢迎阅读参考！

　　《昭公六年》

　　【原文】

　　【经】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孙宿如晋。葬杞文公。宋华合比出奔卫。秋九月，大雩。楚薳罢帅师伐吴。冬，叔弓如楚。齐侯伐北燕。

　　【传】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吊如同盟，礼也。大夫如秦，葬景公，礼也。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

　　夏，季孙宿如晋，拜莒田也。晋侯享之，有加笾。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国之事大国也，苟免于讨，不敢求贶。得贶不过三献。今豆有加，下臣弗堪，无乃戾也。」韩宣子曰：「寡君以为欢也。」对曰：「寡君犹未敢，况下臣，君之隶也，敢闻加贶?」固请彻加而后卒事。晋人以为知礼，重其好货。

　　宋寺人柳有宠，大子佐恶之。华合比曰：「我杀之。」柳闻之，乃坎、用牲、埋书，而告公曰：「合比将纳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视之，有焉，遂逐华合比，合比奔卫。于是华亥欲代右师，乃与寺人柳比，从为之征，曰「闻之久矣。」公使代之，见于左师，左师曰：「女夫也。必亡!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诗》曰：『宗子维城，毋俾城坏，毋独斯畏。』女其畏哉!」

　　六月丙戌，郑灾。

　　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过郑，郑罕虎、公孙侨、游吉从郑伯以劳诸柤。辞不敢见，固请见之，见，如见王，以其乘马八匹私面。见子皮如上卿，以马六匹。见子产，以马四匹。见子大叔，以马二匹。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刈，不抽屋，不强丐。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舍不为暴，主不慁宾。往来如是。郑三卿皆知其将为王也。

　　韩宣子之适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晋竟，晋侯将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书》曰：『圣作则。』无宁以善人为则，而则人之辟乎?匹夫为善，民犹则之，况国君乎?」晋侯说，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薳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吴人败其师于房钟，获宫厩尹弃疾。子荡归罪于薳泄而杀之。

　　冬，叔弓如楚聘，且吊败也。

　　十一月，齐侯如晋，请伐北燕也。士□相士鞅，逆诸河，礼也。晋侯许之。十二月，齐侯遂伐北燕，将纳简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贰。吾君贿，左右谄谀，作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

　　【译文】

　　六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正月，杞文公去世。鲁国前去吊唁好像对同盟的国家一样，这是合于礼的。鲁国大夫去到秦国，参加秦景公的葬礼，这是合于礼的。

　　三月，郑国把刑法铸在鼎上。叔向派人送给子产一封信，说：“开始我对您寄予希望，现在完了。从前先王衡量事情的轻重来断定罪行，不制定刑法，这是害怕百姓有争夺之心。还是不能防止犯罪，因此用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奉行，用信用来保持，用仁爱来奉养。制定禄位，以勉励服从的人，严厉地判罪，以威胁放纵的人。还恐怕不能收效，所以用忠诚来教诲他们，根据行为来奖励他们，用专业知识技艺教导他们，用和悦的态度使用他们，用严肃认真对待他们，用威严监临他们，用坚决的态度判断他们的罪行。还要访求聪明贤能的卿相、明白事理的官员、忠诚守信的乡长、慈祥和蔼的老师，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而不致于发生祸乱。百姓知道有法律，就对上面不恭敬。大家都有争夺之心，用刑法作为根据，而且侥幸得到成功，就不能治理了。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禹刑。商朝有触犯政令的人，就制定汤刑。周朝有触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九刑。三种法律的产生，都处于末世了。现在您辅佐郑国，划定田界水沟，设置毁谤政事的条例，制定三种法规，把刑法铸在鼎上，准备用这样的办法安定百姓，不也是很难的吗?《诗》说：‘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抚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万邦信赖。’像这样，何必要有法律?百姓知道了争夺的依据，将会丢弃礼仪而征用刑书。刑书的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更加繁多，贿赂到处使用。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要衰败吧!肸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恐怕说的就是这个吧!”子产复信说：“像您所说的这样。侨没有才能，不能考虑到子孙，我是用来挽救当前的世界。既然不能接受您的命令，又岂敢忘了您的恩惠?”

　　士文伯说：“大火星出现，郑国恐怕会发生大火灾吧!大火星还没有出现，而使用火来铸造刑器，包藏着引起争论的法律。大火星如果象征这个，不引起火灾还能表示什么?”

　　夏季，季孙宿到晋国去，这是为了拜谢不讨伐占取莒国土田的缘故。晋平公设享礼招待他，有外加的菜肴。季孙宿退出，派行人报告说：“小国事奉大国，如果免于被讨伐。不敢再求赏赐。得到赏赐也不超过三献。现在菜肴有所增加，下臣不敢当，恐怕这是罪过。”韩宣子说：“寡君用它来讨取您的欢心。”季孙宿回答说：“寡君尚且不敢当，何况下臣是君王的奴隶，岂敢听到有外加多赏赐?”坚决请求撤去加菜，然后结束享宴。晋国人认为他懂得礼仪，在宴礼中重重地送给他财物。

　　宋国的寺人柳受到宋平公宠信，太子佐讨厌他。华合比说：“我去杀了他。”寺人柳听到了，就挖坑、杀牲口、把盟书放在牲口上埋起来。然后报告宋平公说：“合比准备将逃亡在外的人召回来，已经在北边外城结盟了。”宋平公派人去看，果然有这回事，就驱逐了华合比。华合比逃亡到卫国。当时华亥想要取代华合比的右师这一官职，就和寺人柳勾结，为他作证明说：“这件事我也早已听到。”宋平公让他代替了华合比。华亥进见左师，左师说：“你这个人一定要逃亡。你毁坏你的宗族，对别人会怎么样?别人也会对你怎么样?《诗》说：‘嫡长子就是城垣，不要使城垣毁坏，不要使自己孤立而有所害怕。’你大概会害怕的吧!”

　　六月初七日，郑国发生火灾。

　　楚国的公子弃疾到晋国去，这是为了回报韩宣子的致送晋女。经过郑国，郑国的子皮、子产、子太叔跟从郑简公在柤地慰劳他。公子弃疾辞谢不敢见面。郑简公坚决请求，这才肯见面。进见郑简公好像进见楚王，用驾车的马八匹作为私人进见的礼物。进见子皮好像进见楚国的上卿，用马六匹。进见子产，用马四匹。进见子太叔，用马两匹。禁止割草放牧采摘砍柴，不进入农田，不砍树木，不摘菜果，不拆房屋，不强行讨取。发誓说：“有触犯命令的，君子撤职，小人降等。”寄住的时期不作暴行，主人不用担心客人。一往一来都像这样，郑国的三个卿都知道他将要做楚王了。

　　韩宣子到楚国去的时候，楚国人不出来迎接。公子弃疾到达晋国国境，晋平公也不想派人迎接。叔向说：“楚国不正派，我们正派。为什么去学不正派?《诗》说，‘你的教导，百姓都要仿效。’根据我们自己的办就是了，哪里用得着学别人的不正派?《书》说，‘圣人做出准则。’宁可以善人做准则，难道还去学别人的不正派吗?一个普通人做好事，百姓还以他为准则，何况国君?”晋平公高兴了，就派人迎接公子弃疾。

　　秋季，九月，举行大的雩祭，这是由于发生了旱灾。

　　徐仪楚到楚国聘问，楚灵王囚禁了他，他逃回徐国。楚灵王害怕他背叛，派薳泄进攻徐国。吴国人救援徐国。令尹子荡率领军队进攻吴国，在豫章出兵而住在乾谿。吴国人在房钟击败了令尹子荡的军队，俘虏了宫厩尹弃疾。子荡把罪过推在薳泄身上而杀了他。

　　冬季，叔弓到楚国聘问，并且慰问战争失败。

　　十一月，齐景公到晋国，请求同意进攻北燕。士匄辅佐士鞅在黄河边上迎接，这是合于礼的。晋平公同意了。十二月，齐景公就发兵进攻北燕，打算把燕简公送回去。晏子说：“简公不要送回去。燕国有了国君，百姓对他没有二心。我们的国君贪财，左右的人阿谀奉承，办大事不讲信用，所以还是不可以呢!”

　　扩展阅读：

　　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

　　《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

　　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

　　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

　　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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