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app]国学宝典《左传》：昭公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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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公三十年》

　　【原文】

　　【经】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晋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晋顷公。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

　　【传】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书郓与乾侯，非公，且征过也。

　　夏六月，晋顷公卒。秋八月，葬。郑游吉吊，且送葬，魏献子使士景伯诘之，曰：「悼公之丧，子西吊，子蟜送葬。今吾子无贰，何故?」对曰：「诸侯所以归晋君，礼也。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事大在共其时命，字小在恤其所无。以敝邑居大国之间，共其职贡，与其备御不虞之患，岂忘共命?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晋之丧事，敝邑之间，先君有所助执绋矣。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大国之惠，亦庆其加，而不讨其乏，明厎其情，取备而已，以为礼也。灵王之丧，我先君简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实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讨，恤所无也。今大夫曰：『女盍从旧?』旧有丰有省，不知所从。从其丰，则寡君幼弱，是以不共。从其省，则吉在此矣。唯大夫图之。」晋人不能诘。

　　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子西谏曰：「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若好吴边疆，使柔服焉，犹惧其至。吾又疆其仇以重怒之，无乃不可乎!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将以为虐乎，使翦丧吴国而封大异姓乎?其抑亦将卒以祚吴乎?其终不远矣。我盍姑亿吾鬼神，而宁吾族姓，以待其归。将焉用自播扬焉?」王弗听。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吴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

　　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馀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译文】

　　三十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正月，鲁昭公在乾侯。《春秋》以前不记载“公在郓”或“在乾侯”，这是认为昭公不对，而且说明过错所在。

　　夏季，六月，晋顷公死了。秋季，八月，下葬。郑国的游吉前去吊唁并送葬。魏献子让士景伯质问游吉，说：“悼公的丧事，子西吊唁，子?送葬。现在您只有一个人，是什么缘故?”游吉回答说：“诸侯所以归服晋国国君，这是认为晋国有礼。礼这件事，就是说小国事奉大国，大国爱抚小国。事奉大国在于恭敬地按时执行命令，爱抚小国在于体恤小国的缺乏。由于敝邑处在大国之间，供应它所需的贡品，还要参与战备以防意外，难道能忘了恭敬地执行吊丧送葬的礼节?先王的制度：诸侯的丧事，士吊唁，大夫送葬，只有朝会、聘问、宴享、军事行动才派遣卿。晋国的丧事，当敝邑闲暇无事，先君曾经亲自来送葬。如果不得闲暇，即使是士、大夫有时也难于派遣。大国的恩惠，也会是嘉许敝邑对大国的常礼有所增加，而不责备它的缺乏，明白敝邑的忠诚，只是要求礼仪具备，就可以认为合于礼了。周灵王的丧事，我们先君简公在楚国，我们先大夫印段前去送葬，他还是敝邑的下卿。天子的官吏并没有责备我们，这是由于体恤敝邑的缺乏。现在大夫说：‘你们为什么不按照过去的礼节办?’过去的礼节有隆重有减省，不知道应该按照什么。根据隆重，那么寡君年纪小，因此不能前来。根据减省，那么吉在这里了。请大夫考虑一下!”晋国人不能再质问了。

　　吴王让徐国人逮捕掩馀，让钟吾人逮捕烛庸，两个公子逃亡到楚国。楚昭王大封土地给他们，并确定他们迁居的地方，派监马尹大心迎接吴国公子，让他们住在养地，派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在那里筑城，把城父和胡地的土田给他们，准备用他们危害吴国。子西劝谏楚昭王说：“吴光新近得到国家，亲爱他的百姓，把百姓看成像儿子一样，和百姓同甘共苦，这是准备使用他们了。如果和吴国边境上的人结好，让他们温柔亲服，还恐怕吴军的到来。现在我们又让他们的仇人强大，以加重他们的愤怒，恐怕不可以吧!吴国是周朝的后代，而被抛弃在海边，不能和姬姓各国相往来，现在才开始壮大，可以和中原各国相比，吴光又很有知识，准备使自己和先王一样。不知道上天将要使他暴虐，让他灭亡吴国而使异姓之国扩大土地呢?还是将最终要保佑吴国呢?恐怕它的结果不久可以知道。我们何不姑且安定我们的鬼神，宁静我们的百姓，以等待他的结果，哪里用得着自己辛劳呢?”楚昭王不听子西的谏言。

　　吴王阖庐发怒。冬季，十二月，吴王逮捕了钟吾子。于是就进攻徐国，堵住山上的水再灌入徐国。二十三日，灭亡徐国。徐国国君章禹剪断头发，带着他夫人迎接吴王。吴王加以慰问后送走了他，让他的近臣跟着，于是就逃亡到楚国。楚国的沈尹戌领兵救徐国，没有赶上。于是就在夷地筑城，让徐国国君住在那里。

　　吴王问伍员说：“当初你说进攻楚国，我知道能够成功，但恐怕他们派我前去，又不愿意别人占了我的功劳。现在我将要自己占有这份功劳了。进攻楚国怎么样?”伍员回答说：“楚国执政的人多而不和，没有人敢承担责任。如果组织三支部队对楚国来个突然袭击而又迅速撤退，一支部队到那里，他们必然会全军应战。他们出来，我们就退回来;他们回去，我们就出动，楚军必定在路上疲于奔命。屡次突袭快撤使他们疲劳，用各种方法使他们失误。他们疲乏以后再派三军继续进攻，必定大胜他们。”阖庐听从了他的意见，楚国从此就开始困顿疲乏了。

　　扩展阅读：

　　左传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

　　《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

　　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

　　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

　　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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