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58]《中国文化史》 2．试分析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原因？（20分） 答：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出现有以下几个的原因： （1）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2）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3）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4）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5）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3．简述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20分） 答：中国文化史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学派针对经学正统问题和如何统一经学思想等问题的争论。始于西汉末年，斗争高峰在东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试总结中华传统文化的若干特点及其世界意义。（30分） 答：特点： （1）人文传统：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破受尊崇，所谓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中国的人文传统精神，要义在于将个体融进类群，强调人对宗教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教集体主义的人学，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分属不同范畴。 （2）伦理中心：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又在文明时代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使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伦常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重德”为旨趣的“伦理性文化”，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 （3）尊君重民：“国不堪贰”的尊君传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依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尊君”与“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4）中庸协和：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是一种顺从自然节律的精神，它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这显然是农耕民族从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周而复始现象中得到的启示。 （5）延绵坚韧：“认同”使中国文化具有内聚力，保持自身传统；“适应”使中国文化顺应时势变迁，不断调节发展轨迹，并汲纳异域英华，如此，中国文化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延续性。 世界意义： （1）中国文化是世界几大原生文化之一。“三大文明”，“四大文明古国”，“六大文化区”，中国在独立起源的时间、文明发达的程度、对周边文化的影响力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2）世界上其他古代原生文化因各种原由，大都相继夭折，而中国文化则是罕见的古今延绵的文化类型。 （3）由于地域、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在东亚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它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以及东南亚、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区。 （4）16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的物质文明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近代化提供了某些诱发因子。如：四大发明。 （5）在思想意识层面，中国的伦理观、哲学观、政治思想，尤其是实用理性对欧洲的启蒙主义运动产生过影响。 （6）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建立的文官考选之制，隋唐以降演变成完备的科举制度，其“学而优则仕”的公平性、开放性和流动性，东来的传教士们推介给欧洲，法国革命以后的欧洲和19世纪的美洲的考试制度和文官制度，便参考了中国的科举制度等文物典章。 （7）在当代，随着后工业文明的日渐展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精神资源、如人文理想、协和精神等等，经过现代诠释，可以为克服“现代病”提供某种有益启示。 5．分析汉代尊儒政策的形成过程？（30分） 答：汉代尊儒政策的形成过程，主要分以下几个阶段： （1）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在选拔贤才的标准中明确了学派方面的限制，即法家、纵横家人士不得参选，开始了罢黜百家的先声。当时所要罢黜的学派中还不涉及道家或黄老学派。 （2）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在尊儒方面又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即“置五经博士”。这一举措，确立了经学整体在官方学术代表博士中的主导地位。 （3）建元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改年号为元光，策问贤良。董仲舒《对贤良策》以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广采《诗》、《书》、《易》、《春秋》之义，引用孔子的言论和事迹，主张以儒家的“德教”作为治国之道，并设计了求贤的具体方案，董仲舒从理论的层面上阐述“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意义，提倡“一个思想、一个主义”。而且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董仲舒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尊儒的文教政策最终确立。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04fcf610708763231126edb6f1aff00bfd570f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