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读后感_2000字 去年年底，俄罗斯多家报纸报道：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手稿终于找到了。莫斯科的记者列·科洛德内经过数年的追寻发现，手稿在肖氏的挚友库达绍夫远亲的手里。时任总理的普京命令财政部“立即筹款购买手稿”。至此流传了70多年的肖洛霍夫剽窃《静静的顿河》手稿之说不攻自破。就在这一年，俄罗斯的读者将《静静的顿河》推为十大畅销书的榜首。在这个时候来重读《静静的顿河》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静静的顿河》长期以来被苏联主流批评家阐释为“一部描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人民生活的史诗”，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颂歌。应该说这些批评家们一点没说错。肖洛霍夫自己曾经这样谈论这部小说：在《静静的顿河》中想展示哥萨克人如何通过战争、痛苦和流血，走向社会主义。作品把拥护苏维埃、迈向社会主义称为“伟大的人类真理”。哥萨克经过痛苦的历程走向社会主义确实是小说的主题之一。无可否认，写这个主题，肖洛霍夫是真诚的，但这里也隐含着他作为一个苏联作家的生存智慧——假如不写这个主题，当时他这样一个20多岁的默默无闻的作家是很难为小说弄到准生证的。米·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等作品的难产和作家本人的厄运就是前车之鉴。与这个主题相适应，肖氏采用了评价人物的历史伦理标准，即凡是符合历史进步趋势的人物就获得被叙述的权利。 但是正统的批评家忽视或视而不见的是，在《静静的顿河》中还有另一个主题，这就是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魅力”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作家关注的热点。作家说，“我在葛利高里身上就想表现出这种人的魅力。”一方面葛利高里在痛苦地抗拒战争对他的人性的磨蚀和扭曲，另一方面，他在人格力量方面高于周围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葛利高里和科晒沃伊同时出现的场面中，在两人的交锋中，叙述者情感距离离前者近，而离后者远。在别的一些场景（比如葛利高里目击的波得捷尔柯夫砍杀柴尔涅曹夫等场面）里，代表历史进步趋势的人物被叙述者冷落，而葛利高里这小子却成了叙述的聚焦对象，获得了叙述者的同情。这是因为在这里历史伦理标准被悬置，代之以审美标准。类似的情况在《麦克白斯》等作品中也出现过。对审美价值的张扬，自然凸现了人的价值，也就导致了对残酷行为的绝不宽容。肖洛霍夫对战争中戕害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残酷行为大加挞伐，不管其祸首是白军还是红军。作家揭露了在其兄被杀后葛利高里命令叛军滥杀俘虏的罪行，也不回避红军中的马尔金、波得捷尔柯夫们的暴行。在肖氏那里似乎有一种类似于黑格尔的“永恒正义”、托尔斯泰的“我必报应”的惩罚力量。彭楚克在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法庭当执法队队长，每天半夜到城外去处决犯人，其中有很多是无辜的哥萨克劳动者。当时他形容枯槁，神情恍惚，甚至丧失了性功能。可推掉这差事后，他又能与恋人共享春宵了。对人的关怀就成了贯串这部小说的一条红线。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氏坚持了一种与历史家和政治家的立场迥然有别的作家立场。政治家以历史的进步的宏大目标为惟一的追求，在这样的追求中个人可能成为牺牲品。历史家则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叙述历史。作家立场的实质是关注个体的权利、愿望和追求。麦列霍夫的家破人亡、彼得罗——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妲妮娅之间的亲人仇杀的悲剧、并非事出无因的月申斯克暴动（肖氏对高尔基说，“发生暴动是由于对待中农哥萨克采取过火行为的结果。”）、双方都不经审判的滥杀俘虏等等，这些同时期别的作家的作品中不敢涉及、政治家和历史家被忽略掉的细节，这部小说却大书特书，革命和战争中被牺牲者的声音就这样曲折地传达了出来。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13ce6b8a0c7aa00b52acfc789eb172ded6399e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