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剑桥之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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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剑桥之争 新剑桥学派概述 新剑桥学派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在与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分支——以美国萨缪尔森等人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就增长理论、资本理论、分配理论等进行论战过程中形成的。该学派自命为凯恩斯学派的嫡传，而把新古典综合学派称为“杂种的”或“冒牌的”凯恩斯主义。因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都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而得名，同时，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旧剑桥学派的传统理论相背离，所以，又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或后凯恩斯学派或新凯恩斯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N·卡尔多、对新剑桥学派的产生有重大影响的还有P·斯拉法以及伦敦大学的罗伊·哈罗德、波兰学者卡莱茨基等，以上几个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者，是新剑桥学派的先驱、是新剑桥学派产生的理论基础。1958年，罗宾逊的代表作《资本积累论》发表，同年卡尔多在《经济研究评论》上发表一篇名为《几种不同的分配理论》的论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结合起来，着重考察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主要是工资）和财产收入（主要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相对份额的变化。他们在分析这种份额变化的规律以及对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后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失调是社会症结所在，强调应由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进行调节，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他们两人根据共同的理论特点，并提出自己的模型。由此，标志着新剑桥学派的产生。1962年，罗宾逊又出版了《论经济增长的理论》论文集，再一次宣扬如何利用凯恩斯理论来解决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所谓迫切问题。使新剑桥学派的理论与政策的观点更加旗帜鲜明。 在凯恩斯主义形成之前，新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曾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长期任教，因此新古典学派又称"剑桥学派"。第二次大战后，在与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之中，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卡尔多、帕西内蒂等学者提出了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对立的主张，由于他们的理论观点完全背离了以马歇尔为首的老一代剑桥学派的传统理论，因而被称为"新剑桥学派"。 新古典综合学派概述 二战后，在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学。一系列在凯恩斯基本理论基础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宏观经济学”。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以及分配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则被冠以”微观经济学”的名称。 新古典综合学派是所谓的“凯恩斯革命”之后起初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学派，又先后自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Post-Keynesian Mainstream）”和“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 反映这个学派理论观点的代表著作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减少失业、消除危机。在经济制度方面，主张混合经济论，即公私机构共同对经济施行控制。 一、两派主要人物 这场论战的挑战者是英国的新剑桥学派，主要代表是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但以卷入这场论战而站在这一学派立场的经济学家来看，还有英国的伊特韦尔、克莱格尔、纳提、斯蒂德曼，美国的内尔、戴维逊、哈里斯、温特劳布、明斯基，意大利的盖莱格南尼、斯巴芬塔，澳大利亚的哈考特、阿西玛科卜洛斯，印度的巴杜里、巴拉杜阿吉，加拿大的莱姆斯等人。 论战的应战者一方则是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同样，除了其主将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罗、詹姆斯·托宾、弗兰科·莫迪格里安尼之外，站在该派立场并且卷入论战的还有美国的勒纳、斯旺、里弗哈利、费格森，英国的米德、哈恩、布劳格等人。 二、争论原因： （一）经济背景 1、英国经济在这一时期呈现长期慢性经济萧条。 当时英国奉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采取对策是财政货币双紧政策致使英国政府面对萧条和失业。 新剑桥学派认识到必须重视现实的经济生活，研究造成经济失效的内在经济原因，强调市场经济的缺陷和政府调控政策的作用。 2、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不但利用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加速经济发展通过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全面干预取得西方和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使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相信实行“混合经济制度”是正 确和可靠的。 （二）英美在学术传统上的差异 １、英国经济思想史上存在浓厚的改良主义传统，而美国则没有这种传统。 2、美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实行一种“企业化”管理，而英国则崇尚传统的“文化修养”之风。 3、英国剑桥派主要倾向于专心思考自己感兴趣的专门问题，美国剑桥派更多注重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维护自己体系的正确性。 4、美国剑桥派主张经济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而英国剑桥派则坚持传统的经济学为人文学科的立场。 三、争论的理论范围 “两个剑桥之争”所囊括的理论内容和范围，是从资本理论开始，进而扩展到价值理论、配置理论、分配理论、增长理论、发展理论、积累理论、效用理论、行为理论、均衡理论、数理方法论、国家干预论、制度理论、预期理论、建模理论等等。“两个剑桥之争”涉及的经济思想体系，则是从古典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新古典主义到凯恩斯主义。“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是如何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或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问题，但是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个支派怎样做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问题。 四、争论内容：理论基础、分析方法、基本理论、政策主张不同 （一）理论基础 相同之处：都以凯恩斯理论为依据，认为凯恩斯理论侧重宏观的总量分析 差异：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理论核心是收入分配理论，而且缺乏微观价值和分配论基础。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凯恩斯理论核心是AD-AS模型及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并用IS－LM模型概括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将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加以综合。 （二）分析方法 新剑桥学派坚决反对均衡分析法，由均衡观向历史观念转变。 新古典综合派继承新古典的均衡观念，用均衡分析法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综合在一起。 （三）一些基本理论 1、分配论：新剑桥学派反对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认为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合理，新古典综合派继承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认为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合理， 2、经济增长理论：新剑桥学派主要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变来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结论是利润越来越大，工资越来越小。新古典综合派强调通过市场调节资本－产量比率来实现稳定的经济 增长，结论是利润率的下降，工资率的上升。 3、对滞胀的解释：新剑桥学派认为应该从区分不同的商品市场类型或不同类别的经济部门入手解释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而解释滞胀。 新古典综合派 ①个别微观部门供给异常造成滞涨 ②财政支出结构失衡造成滞涨 ③微观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造成滞涨 （四）经济政策 1、新剑桥学派政策重点是收入分配政策。主张实行收入均等化政策（其他参考教材） 2、新古典综合派政策重点是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同时重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力图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政策相结合。 五、争论结果： 新古典综合派仍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的综合 1、新剑桥学派多停留于学术领域，具有学术价值，但没实践性。 2、新古典综合派能够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和综合，较全面。 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与政策符合垄断阶级的利益，不断适应新形势，兼收并蓄，巩固其正统地位。 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与政策成为各国制定政策的依据，较符合现实，与当代经济学趋势相适应。 3、推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两个剑桥之争”，即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的剑桥）教授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及意大利学者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两个剑桥之争”实际上也就是两种经济传统争论的当代表现，而争论的焦点就是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 “两个剑桥之争”所囊括的理论内容和范围，是从资本理论开始，进而扩展到价值理论、配置理论、分配理论、增长理论、发展理论、积累理论、效用理论、行为理论、均衡理论、数理方法论、国家干预论、制度理论、预期理论、建模理论等等。“两个剑桥之争”涉及的经济思想体系，则是从古典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新古典主义到凯恩斯主义。“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是如何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或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问题，但是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个支派怎样做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问题。 这场争论的背景是，在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观变量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即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而新剑桥学派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古典传统联系起来，试图表明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对这些宏观变量的作用。 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那些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的问题。1960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一旦用于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由生产函数所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这种逻辑一致性问题对于新古典理论显然是重要的，由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60年代开始应战，双方第一回合的交锋是以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告一段落。 在随后的1969年，索洛提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避开这种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对于这一问题，新剑桥学派在70年代做出回应，表明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显然只是回避了加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 在60-7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英国剑桥学派的行列。同时，新剑桥学派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 虽然在这种逻辑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取得了优势，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如他们试图复兴的古典理论中存在着李嘉图的“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即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命题也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论到两种（多种）产品模型，萨缪尔森发表多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在“转型问题”上逻辑不一致，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帕西内蒂悖论”的争论，即由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为其挽回了一些面子。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剑桥学派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也中止了，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比如，从80年代晚期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广泛地应用总量生产函数和边际生产力论，而对其中包含的逻辑悖论根本未予考虑。 哈考特(1995)认为这种忽略就其胆大和傲慢而言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反映了在理论界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无情的”的统治力。我们这里想加入的解释是，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是在30年代就成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的名声和辈分远高于萨缪尔森等人，一旦他们去世了，再进行这种研究可能就没有人给钱了或不能使文章发表，你如果不能在大学里得到职位是不可能进行这种研究的。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尽管新剑桥学派采用异质品模型表明了新古典理论中存在着逻辑悖论，但这种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却没有被揭示出来，萨缪尔森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在承认逻辑悖论存在的前提下，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跨期均衡）表明，这种逻辑悖论只是出自于技术关系，希克斯（1973年）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而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人们又很少能找到这种逻辑悖论（技术再转辙）的经验例证，从而在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这种技术再转辙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加之争论又异常复杂，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理解。 其二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十分清楚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的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和其意义何在，其中的重要一点是，他们同样认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是实物的统计，只不过试图把社会关系的因素加到经济分析中来，即如罗宾逊所表明的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当人们对斯拉法加入利润率的投入产出模型（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模型）仅仅做出相对价格的解释时，也必然会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搅在一起，从而难以理清这种争论的逻辑并建立新的理论。当没有一种新的理论能够与新古典理论相竞争时，经济学家对现实的解释只能按照新古典的方法，以免出现理论的真空，即在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被澄清和能够取代新古典理论的新的理论出现之前，人们是不会放弃新古典理论的，因为逻辑悖论虽然存在，但并不一定是重要的或致命的。 然而，如我们前面的全部分析所表明的，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逻辑悖论对于新古典理论是致命的，主流经济学错误地使用了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误把它们作为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如在剑桥资本争论中所表明的，不只是资本领域的问题，只要涉及到这些统计资料分析的领域，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分析都会产生逻辑悖论。而理清这种逻辑悖论的关键就在于明确这些总量的性质。 _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60d0f70bd23482fb4daa58da0116c175e0e1e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