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安乐死，我们还要等多久 前些天去看望朋友的父亲，老人受癌症折磨已有大半年，最近癌细胞又侵入骨头。形销骨立的老人家痛苦地说：“求你们想想办法，找人给我打一针，让我早些走吧!”我嘴里应着，心里却知道不可能。安乐死在我国仍不合法，这一针没人敢打。 囿于乐说生而忌说死的文化传统，对安乐死的讨论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在我国展开。出人意料的是，不同部门的多次民调显示，90%左右的被调查者对安乐死表示“支持”。据卫生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000万人死亡，其中100万人是在极度痛苦的挣扎中离开人世，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乞求过安乐死。 相比民众的迫切需求，我国安乐死合法进程显得步履蹒跚。自1984年始，每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有代表为安乐死合法化交提案，民间不断有人以身试法，无不落个以“故意杀人罪”入狱的结局。 有个典型事例：1986年，陕西省的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结果他与帮他的医生被捕，5年后才被“无罪释放”。事隔17年，胃癌晚期的王明成恳求安乐死被拒绝，最后他骨瘦如柴，在痛苦绝望中死去。 安乐死合法化进程这般迟缓，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方面言多行少。法学界、哲学界和医学界围绕这一话题，多的是理论探讨、概念厘清，少有真知灼见的建言和切实可行措施呈献。有人特别怕安乐死会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让病人死得“尊严”，也可能使国家保障国民生命安全的现代文明精神受到践踏。这种忧虑无可指责。但因此被捆住手脚，疏于进取，则令人失望。 例如，有3个问题被视为安乐死合法化的拦路虎，但如何将其扳倒则没想出多少招数。 一、安乐死必须病人在神志清醒时亲自提出书面申请。这需要公证。但谁来履责？迄今没有。 二、得到安乐死的条件是：患绝症、濒临死亡、痛苦难耐。诊断由医生给出。医疗设备的先进落后，医生水平的参差不齐，不同医院、医生的诊断难免不同。谁来裁定？也没有。 三、在医德滑坡的当下，有专家担心，安乐死有可能成为个别人用“合法”名义牟取非法利益的工具。有专门机构监督吗？同样没有。倘若总说安乐死合法化时机不成熟，却又不积极进取，创造条件，难道指望“时机”会像树上的果子自己“成熟”？ 我国地广人多，不同地区和人群，对安乐死的认知会很不同。如果不顾差别，来个齐步走，一刀切，安乐死要在我国取得合法身份，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因此，应该采取差别政策，让条件好的大城市先行一步，容许它们制定安乐死地方法规，探索、实验、总结经验，然后有步骤地推广。美国就是这么做的，它允许各州根据自身条件决定是否让安乐死合法化。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有诗云：“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对有些人来说，要让死达到如此境界，须安乐死搭把手。▲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6478db63968011ca30091f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