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南北宗论刍议 作者：周 巍 来源：《美术界》 2012年第10期 我们绘画历史的发展，在没有进行科学的论证整理之前，由于材料的真伪的谬误和历代理论家不同的观点影响，使部分历史事实失掉了他的真相，在这些伪史料中影响比较广泛、流行时间久的，笔者认为还是“南北宗”时期。 董其昌硬是要把自唐以来的山水画分为“南”、“北”两大支派，也没有去理会那些画家创作上的思想风格、手法和形式，便强把他们说成是各继承了“南”“北”其中的某一家，且寻出唐代的王维和李思训作为这两派的“祖师”，最后还给了一个定义——崇南抑北。而大多数画画的人认同南北宗的理论，但是他们没有认真地去研究其中的谬说，只是人云亦云罢了。在晚明乃至整个清代，南北宗论打着董其昌的旗号，逐渐成为一种权威理论，进而演变为描述画史的常识以及评判作品的套语。 董其昌的这一谬误，经过三百多年，“南宗”、“北宗”已俨然成为当下部分画家的口号，已成为习惯的一个名词，未尝不可以作为一个符号来代表一种内容，但是不足以包括内容的符号，还是不正确的啊！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认为：“南北宗之论，只是他暮年不负责任的‘漫兴’之谈。但因他的声名地位之高，遂使吠声逐影之徒，奉为金科玉律，不仅平地增加三百余年的纠葛，并发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思训、昭道）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斡、（赵）伯驹、伯骕以及马（远）、夏（珪）辈；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家父子（芾、友仁），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慧能）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神秀一派）微矣。 又云：“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 王维) 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 李公麟) 、王晋卿( 王诜) 、米南宫( 米芾) 及虎儿(米友仁)，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 黄公望) 、王叔明( 王蒙) 、倪元镇( 倪瓒) 、吴仲圭( 吴镇) 皆其正传。吾朝文( 徵明) 、沈( 周) 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所当学也。” 从董其昌的话中可以归纳几点：一、山水画在唐时就分为了南北二宗；二、“北宗”以李思训（图一）为主，用着色法，“南宗”以王维为首用“渲淡”法（图二）；三，南北宗各有相传的人；四、“南宗”是董提倡的，而“北宗”是戾家画，不值得提倡。 即使依据唐、宋、元以来派别师承来说的话，董的南北学说便已经站立不住了。第一，在明末以前，上溯到唐代的史料中，从来没有南北分宗的记载，虽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有如下记载：若论衣服车輿，士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其或生长南朝，不见北朝人物；习熟塞北，不识江南山川；不知京洛之盛。这里指的还是唐代之前的人物山水画，于晚明时期的“南北宗”毫无关系。 第二，至于南宗的“祖师”王维在晚明前的记载中并无如此之高的地位，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把王维放在吴道子、张璪、李思训之下，《历代名画记》记“山水之变”始于吴道子，成于李思训、昭道父子，对于王维只是提到“重深”的评语，所以“祖师”的头衔有点夸大。 按董的说法北宗应是着色山水（着色），南宗王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渲淡）为两家的家法，其后或以作家的产地为标准，或以所画山川景物为标准（大多数人持此观点），所谓的“南宗”诸家也常有用着色法（如董源所绘图三），所谓“北宗”也有擅长水墨渲淡之法的（如马远、夏珪等）。王维、荆（浩）、关（仝）等都是北方人，刘松年、马远、夏珪等都是南方人，“南北宗”中分类正与其相反。 第三，唐人说张璪的画品高于王维，怎么能算是传承于他的呢？关仝、李成、范宽是学荆浩的，而荆浩又是学吴道子和项容的，《图画见闻志》中记“采二家之长，成一家之体”与王维并无关系，赵斡、刘、李、马、夏在史料中都没有见过是源于二李的说法。董说：“米家父子宗董、巨，稍删其繁复，独画云仍用李将军钩笔，如伯驹、伯骕辈。”又说：“见晋卿瀛山图，笔法似李营丘，而设色似李思训。” 第四，董其昌也曾“学”或者是希望学过他所谓的“北宗”的画法，他曾说过：“柳则赵千里，松则马和之，枯树则李成，此千古不易。”又云：“石法用大李将军《秋江待渡图》。”“赵令穰、伯驹、承旨三家合并，虽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并，虽纵而有法。两家法门，如鸟双翼，吾将老焉。”既不当学而又为何想学呢? 看了上面的叙述和考证，可知道晚明时的“南北宗”说绝不可靠，南宗论问世以后，得到了文人画家的普遍拥护。董其昌称道倪瓒，认为“ 荒率苍古”胜赵令穰，“ 幽淡”出赵孟，黄、王、吴“ 三家皆有纵横习气，独云林( 倪瓒) 古淡天真，米痴( 米芾) 后一人而已”，在元山水四家赵盂、黄公望、王蒙、吴镇中，汰去赵盂，加入倪瓒，提出：“ 元季四大家以黄公望为冠，而王蒙、倪瓒、吴仲圭与之对垒”《( 画旨》) ，一言定鼎，从此，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是元四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中国画史上公认的文人山水画最高峰。董其昌把淡泊、超逸的水墨山水画定为正宗画, 提高了文人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对于董其昌和南北宗论褒贬不一，从中亦可见其影响深远。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篇》特设“ 宗派”一条，对南北宗说的偏颇提出异议，认为“ 天地之气，各以方殊。……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 总结的来说，是非科学的，动机是自私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艺术命题在一定程度也发展了山水画，丰富了中国画的内涵，作为一个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学说，是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品位的。 参考文献： [1] 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 [2] 曹玉林《. 董其昌与山水画南北宗》，上海书画出版1999 年版 【周巍，湖北美术学院】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70e83eb094e767f5acfa1c7aa00b52acec79c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