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对柳宗元、刘禹锡的文学成就 ,应该说是逐步加以肯定的 .但是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在人格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韩愈作于永贞元年（805年）九月的 《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七员外翰林三学士》这首诗歌曾经追叙过自己被贬官阳山令的一个原因 ，其中特别提到说，韩愈以为自己贬官的原因是上疏言事 以及刘禹锡、柳宗元的泄密。他所上的这三个学士就是王涯、李建和李程 ，我们说韩愈在贞元十九年（803年）就贬到阳山了，远离朝端 。因此说韩愈跟永贞革新其实不应发生关系。但是韩愈的诗文中却有多篇涉及到永贞革新，而且对王叔文集团是大肆地诋毁。贞元十九年前后，志在革新的王叔文开始关注到御史台 。当时的御史台中丞是武元衡 ，监察御史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愈、李程等等。这一批人跟王叔文集团都发生了或大或小、或正或反的关系 韩愈之所以没有加入王叔文集团，并对永贞革新颇多偏见 成为反对派，有几个原因 ，韩愈不是经常自称韩昌黎嘛，昌黎，特别要提自己的郡望，就说明我是出生高门啊，你们这些东南文士都是出生寒门，所以我不屑与你们合作。贞元年间，韩愈在董晋的宣武节度使做幕僚，任观察推官，而当时俱文珍就是监军 ，可见二个人的人事关系是非常好的。后来俱文珍将要赴京师的时候，韩愈还作了一首诗《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送给他，对俱文珍是吹捧备至。这种吹捧显然的是出于私心，官迷韩愈还是出于自己仕途的考虑比较多。韩愈贬官是在贞元十九年（803年）， 而作《永贞行》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年了。这个时候韩愈重提旧怨，显然的有几个方面的考虑。哪些考虑呢？宪宗即位之后， 一反旧政，韩愈可能觉得这个时候有出头的希望，但是要想回朝，就必须得到宪宗也就是旧派人物的欢心。而要得到这些旧派人物的欢心，最简便而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大骂永贞革新集团 ，其中李程是受王叔文集团排斥之人，因此在诗中特别提到刘禹锡、柳宗元这二个人，我们说韩愈真是用心良苦。因为韩愈跟李程、柳宗元、刘禹锡在贞元十九年的时候，都曾经任过监察御史，其后分道扬镳，这个时候李程是翰林学士，身居要职，韩愈写诗寄给他，目的也是想通过他来引荐入官，所以他在诗中特别写到刘禹锡、柳宗元，是想表明我韩愈跟刘禹锡、跟柳宗元是划清界限的、这个时候刘禹锡由屯田员外郎贬连州刺史，在被贬的途中又改为朗州司马，经过江陵的时候，刘禹锡跟韩愈曾经相会过。这个时候刘禹锡是罪臣，跟刘禹锡的交往，会产生一定的政治风险。 所以韩愈这个时候写诗，明显的是要为自己洗刷清白。韩愈跟刘禹锡江陵相遇的时候，曾经当面说“以不幸相悲”——你这个被贬是非常不幸 ，我感到很悲痛。但是到了他作《永贞行》的时候又背后指责，我们可以发现韩愈这个人人品是不怎么地 表里不一。因此我们说，从韩愈写的这首《永贞行》可以发现，韩愈跟刘禹锡、柳宗元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我们再来看韩愈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就是《柳子厚墓志铭》。因为韩愈不是反对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吗？其实后来过了一年，元和十五年，韩愈又被谅以袁州，《柳子厚墓志铭》就是韩愈在谅以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在这个地方做刺史的时候写的。韩愈在《祭柳子厚文》里面说，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不是真心要给柳宗元写墓志铭，但是你命我，我也没办法。可见韩愈自己也没有把柳宗元看作是知己 所以刘禹锡请求韩愈为柳宗元撰写墓志铭，对韩愈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不过韩愈终究是写了。《柳子厚墓志铭》主要写柳宗元的三个方面，前面写政事，中间写友情，最后写文学。这些政事方面，韩愈对柳宗元的政治活动是一概否定。在这篇文章里面，韩愈有一段有名的感慨。他说：“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 。”这一段文字对世道人情剖析可谓鞭辟入里，但是，这种人生感慨似乎不应处于韩愈之手。为什么呢？ 因为韩愈所批评的这种现象，正是他自己所作所为。元和十二年十二月，韩愈随裴度去平定淮西，回朝之后因为功劳授刑部侍郎。可谓大权在握。第二年正月大赦，刘禹锡就上书请他施以援手，韩愈没有丝毫反应 。到了长庆二年（822年）， 刘禹锡任夔州刺史 ，赴任途中写诗寄给任兵部侍郎的韩愈和中书舍人的白居易，但也没有什么结果。由此可见 “落陷穽不一引手救”的人，非韩愈而谁啊？ 正是你韩愈嘛。还有，韩愈写《永贞行》的时候，刘禹锡、柳宗元正在被贬，一月之中，由掌权的朝臣贬为刺史再贬为司马，政治打击异常巨大，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给予安慰，这不是作为旧友应该做的事情吗? 可是刘禹锡赴任途中 专门拜会韩愈，以其旧日同在风宪之故 。可是此时韩愈不但不加以同情，反而写《永贞行》来谩骂他们，这不是“反挤之又下石焉”又是什么呢？ 韩愈不就是做“落井下石”的事吗？所以我们说，韩愈虽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文起八代之衰，但人品方面的的确确也有很多的不足。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80bc076cc22bcd127ff0cd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