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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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发展史



19世纪的商业地理学——主要编纂和讲解生产的地理,通常是服务于欧洲权贵的殖民地开拓(Barnes,2000。其当今的形式、方向和地位主要是近50年来英语世界丰富著述的结果Scott,2000

经济地理学的学术进步并不总沿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对所研究的对象的理解从差到好,而是在不断停顿与跳跃,随着老的研究范式逐渐式微,新的范式又取而代之。

EG中著名的范式之争:虽然没有日心说/地心说、进化论/创世说之争的代价和影响那样巨大,但EG领域因所持的范式的原因,一些讲师和助教失去终身教席,一些学生考试成绩欠佳。20世纪50年代中期,哈特向(T.A.Hartshorn)与舍费尔(Schaefer)之争,预示着经济理学从区域地理向空间科学的转向,60年代计量革命兴起。

70年代中期贝里S.Berry同哈维(D.Harvey)交手,作为空间科学家的贝里接纳了哈维的马克思主义。90年代初马西(D.Massey)批评哈维的马克思主义中忽视了性别文化。 这些争论,不仅带来理性和学界研究标准的消长,也意味着社会和文化的交叠。

计量革命/科学实证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统治了经济地理学,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解释)70年代中期,政治经济学的气氛开始弥漫,直到80年代中后期,政治经济分析,社会结构剖析,社会空间辩证法,辅助批判现实主义(Sayer 1984)

1980年代以来的新区域主义:对区域发展独特性和创新能力的分析(如产业氛围、生产网络、产业区、产业集群等)

与性别和地方文化相联系的社会和文化的感知在80年代末初露端倪,制度主义范式与文化转向: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Veblen)制度主义:偶然和现实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及其互动在经济构建与维系中的核心地位。

经济总是根植于复杂的制度关系中,受其塑造和驱动,如果不能认识到这种重要性,就无法全面理解经济(及其地理)现象和有效的改善方法。阿明(Ash.Amin 1992)正是围绕着这一点,针对帮助工业化国家落后地区的政策设计,创造了EG的制度主义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政策往往被新自由主义所主导。制度是难以移动和改变的,深深扎根于特定的地


方。阿明的研究使EG开始偏离哈维、塞耶所设立的严格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制度扩大了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性。思里夫特、奥尔兹(Thrift,Olds,1996)将这一转向进一步清晰化(以圣诞为例证),成为哈维所谓的EG可怕的“文化分析”范式的正式宣言。

19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两大新的变化:其一是空间经济学的再度兴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转向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urn这两个变化都被各自的倡导者称为“新经济地理学,也都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9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Pual 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重新拾起并发展了空间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集聚和空间过程。被克鲁格曼称为“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 它是克鲁格曼把区位引入到主流经济学中而创立起来的。其理论的基础假设是:一、经济决策者的完全理性;二、均衡理论。另外两个次要假设是: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21世纪以来,基于80年代开始出现的“演化经济学 理论和方法(有限理性、非均衡、新异、不可逆、多样性)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思潮在经济地理学领域浮现出来,解释企业、产业或技术创新的空间活动。

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的竞争是基于它们的知识、管理和能力,而这些因素是在过去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是其他企业难以模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并非是基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区位决策,而是地方化知识历史积累的结果;学习、路径依赖和惯例的演化,是理解技术创新和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非常关注企业的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转移扩散的动态过程,以及制度、地理集聚在其中的作用。与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高度相关性。

21世纪以来,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关系经济地理学:情境性(根植性)、路径依赖性、或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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