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煜词的综述 [摘 要] 南唐末代帝王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 他是我国晚唐五代影响较大的词作家。他的词作以南唐降宋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奢华的贵族生活，后期主要写亡国之思，现存其词作三十余首，其中后期词作占三分之一。对于李煜的创作，前人专论很少，为单篇论文的较多，但这并不代表否认他在词史上的地位。 一、后唐词人对李煜词的评价 刘锋焘在《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文史哲》2006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而苏轼之所以能承续李煜开创的新境界，作者认为是“人生遭际的变化为苏轼对词体的改革提供了最佳的契入点,最终使他的创作‘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从而把李煜晚年开创的‘感慨遂深’的‘士大夫词’在间隔几代词人后终于明确而自觉地继承了下来。”词研究上，李煜一直是个亮点，本年度对李煜的研究还有：章莉《李煜写梦词浅探》（《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就李煜记梦词作出分析。徐伯鸿《略谈李煜词的叙事性特征》（《社科纵横》2006年第9期）说“学术界一般说：强烈的抒情性是南唐后主李煜词最为 显著的艺术特征。”但“李煜的词作中叙事完整,叙述场景的空间有限,叙述话语独特。词人以内焦点叙述方式将叙事性和抒情性有机地整合起来,通过特定的场景和简单的因果情节,成功地塑造了自我形象,重构了感人至深的话语世界。”熊开发的《“十字架”上的李煜—关于李后主悲剧宗教意义的比较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则从独特宗教视野对李煜悲剧进行了比较研究：“李煜的‘罪’是全人类错误的象征,他的痛苦则是担荷这种错误的独特方式。王国维以‘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来评价南唐词人李后主,不仅意味着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学批评—宗教文学观,更是从担荷、‘罪恶’等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角度来揭示文学和历史的意味。传统儒家思想、佛教和基督教等关于‘罪恶’、‘担荷’的理论不仅有助于理解李煜悲剧更深层的意义,也有助于理解类似于李煜的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更多命运悲剧的意义。” 二、宋代著名词人对李煜词的学习和借鉴 李煜的词摆脱了唐五代浓艳香软词风的束缚，在微物小篇的词作中融入了一种极为高远深挚的意境，其创作上的卓越成就对宋代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煜的词将词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由“伶工之词”转化为“士大夫之词”的过程，映现出了唐宋词发展的轨迹，影响了宋一代的许多词人。自李煜后期“士大夫之词”出现后，给整个宋代词人以巨大影响，使他们知道，在“词为艳科”之外，还有另一种写法。范仲淹《渔家傲》气派宏大、苍茫混成的风格；柳永词感慨遥深、意境深远的铺叙手法；苏轼、辛弃疾浑然一体、气 象博大的豪放词风；晏殊、欧阳修、李清照等出语明净、宛然天成的特色，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李煜词的影响。 李煜的主体性格、个人修养玉成了他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词人，而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帝王，我们称赏的是他在词的创作上的伟大成就和转变词风的词史贡献。但宋代文人不同，他们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在接受后主词时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传统的帝王之道、封建的正统思想、大一统的国家观念都使他们在接受李煜词的过程中站在大宋臣民的立场上，一方面欣赏其词作特出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却大肆批评其舍本逐末，不思治国而对文词小道、奢靡享乐的沉溺。虽然宋代文人认识到了李煜在词史上的巨大贡献，肯定了李煜词的创作成就，并且在创作上进行学习和借鉴，但是，这样的心理模式必然会影响他们对李煜词的接受。 我们认为李煜不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却是一个杰出的词人。他的后期作品给当时花间词派统治的文坛带来了新气象， 改变了花间派的创作传统，扩大了词的内容，开拓了词的意境。作品格调虽有些伤感，但艺术价值极高。他的词，影响了许多后代词人，像柳永、苏轼、辛弃疾、欧阳修等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过他的影响。他在词史上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我们应该对他的词给予应有的肯定。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ceef47bad51f01dc381f12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