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按照叶适的论述，自北宋庆历、嘉佑开始贬黜唐诗传统，意味着庆历、嘉佑以前是继承唐人传统；随着庆历、嘉祜以来之贬黜唐诗传统，遂有江西宗派的兴起，背离唐诗传统；再到四灵，回归与重建唐诗传统。无论是叶适还是严羽，都从与唐诗传统关系的角度来论述宋代诗歌史，将宋诗史看作是继承唐诗传统、背离唐诗传统到回归与重建唐诗传统。 P3在王士稹心目中，性情与学问、兴会与根柢两种类型的诗道体现在诗歌史上分别是唐诗与宋诗的传统。其选《唐诗三昧集》，理论依据就是司空图“味在酸咸之外”以及严羽“空中之音”“相中之色”的论述，而这就是他所谓的性情与兴会之道的内容。与之相对的，则是宋诗传统。王士稹在理论上讨论的抒情与知识的关系，在诗歌史上其实就是唐诗与宋诗传统的关。 P5钟嵘则从表现方式的角度提出了抒情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诗品》说“至乎吟咏情性也，亦何贵于用事”，认为诗歌是抒情的，不应崇尚用事。用事基于知识，因而钟嵘所提出的乃是抒情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依钟嵘的论述，诗人的情感是由当下的景物、人事引发的，即所谓“感物”，诗人抒情，写当下引发情感的景物、人事即可，而不需要借助历史典故来抒情，这种主张用钟嵘自己的话说即是“即目”“直寻”，而不是“补假”。 P7知识性转向有两个脉络：一是思想史的，一是诗学史的。诗学史的转折在杜甫，思想史的转向在韩愈。韩愈“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之说，提出道德与文学包括诗歌的关系，引出了作者的道德修养问题，而知识与道德修养的关系亦由此引出。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说，被解读为知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其影响后世者主要在诗歌及诗人的审美修养本身。以上两个脉络到宋代，尤其是在黄庭坚，便交汇在一起。 P8在黄庭坚看来，培养道德的途径是读书，也就是说，知识是道德的基础。培养道德，首要的是儒家经典，即所谓经术。经术提供了人生的准则，对人生具有指导意义：“经术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在培养道德方面，历史知识仅次于经的地位。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d3b06f7e2bd960591c677b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