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的六部作品[从《简·爱》的三译本看时代权力话语]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跳出了狭隘的单纯语言转换层面，进入到跨东西方文化的广阔视阈中。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必要手段，翻译已远远超越了语言转换的定义，更多地被用来传递文化信息、记载文化及其兴衰演变以及推动社会进步和构建文化传承。翻译也非发生在“真空”当中，而是受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各种各样的话语权力的制约。或言之，从一本著作的不同时间段的译本里，我们总能感受到时代权力话语的痕迹。 译者永远与他/她所处的时代脱不了干系，永远受到其时代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正如巴斯纳特和勒弗维尔所说，翻译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以特定的方式影响着文学在该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权力话语左右译者的翻译策略，改变译者对具体的语言和文化问题的处理。而了解不同译本的特性对我们探究当时的时代特色又开启了一扇别具风格之门。 二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家，他在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启发下，从后现代的理论视角把权力理论引入话语理论，讨论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福柯在《词语的秩序》里指出：在任何社会，话语都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这“若干程序”就是权力的形式。没有纯粹的、不计功利的话语，因而人们没有谈论一切的自由，因为话语本身也会转化为一种权力。 “权力”像一种网络，弥漫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包括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时期这些权力是不断变化着的。权力与话语善恶交织，密不可分。权力以话语得以实现，话语以权力得以表达。福柯认为（西方）社会并非仅由国家机器维持，而是得到一张权力/知识巨网的保障，这套隐形的“文网语阱”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 在通常情况下，作者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文本会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读者对此也往往浑然不觉。但这种隐形的时代权力话语在译者对译著材料的筛选和译文的遣词造句上却都会有所表现。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部文学经典就会有几种不同阐释和表现手法的译本。也正是由于不同译本的存在，我们才可以来反观其时的权力话语是风声鹤唳、狂风骤雨还是风和日丽、春意盎然。 下面就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分析入手，比较《简·爱》的三部中译本，它们分别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李霁野译）、80年代（祝庆英译）和90年代（黄源深译）。比较的目的在于呈现权力话语是如何在译本中生成时代特色并产生影响的。 三 时代权力话语对《简·爱》译本的影响 福柯从社会学角度诠释了话语（包括文本等）的概念，认为话语的完整性包括有意识行为和无意识行为，话语可以是有声的，也可以是无声的。费尔克拉夫也认为话语既有语言意义，也有非语言意义。福柯在进一步的系谱学研究方法中提出话语可转为权力运作。权力的话语本质是指话语的实践和使用技巧，同时话语又具有政治本质性和社会变革性。 时代权力话语的解读就是运用后现代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来分析当下的话语，理解文本，并由此透视权力运作。权力话语对译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语言层面和语言层面两大方面。在非语言层面主要表现为原文本的选择和读者对译文本的接受上。因为原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应用就揭示了外语中当下话语的在场还是偏离，中心还是边缘。时代权力话语对语言层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句式、词汇、音译词和翻译注释等方面的处理上。 1 非语言层面 文学作为语言最强烈的表达，体现了权力无所不在的统治力量，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003f04786868762caaedd3383c4bb4cf6ecb71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