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梓诗学思想探析 作者：林莹莹 陈名扬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9期 摘 要：陈梓作为明遗民后裔、清代前中期两浙处士的代表，创作了大量诗歌。关于诗歌，陈梓认为：“诗敏捷不足夸，要在立品”“夫诗，本之性情”，诗歌应“有关世道人心”“乐府歌行，本也”“学诗必自五古始”，诗贵“平易”“浑融”“诗莫盛乎唐，有唐人之诗而宋人可以不作”“填词不特坏诗格，且坏人品”。陈梓还提炼出诗歌创作的“三要”，亦即性情、理义和文词。 关键词：清代 诗学 余姚 陈梓 陈梓（1683—1759），字俯恭，又字古铭，号客星山人、鉴湖老髯、鉴水老髯、一斋，清余姚临山人，寓居秀水濮院，清代前中期著名理学家、诗人、书法家、古玩鉴赏家。作为明遗民后裔、清代前中期两浙处士的代表，以“堂堂中华儒者”自期，凭理学、诗文与书法闻名于世。陈梓一生著述甚多，其作品自问世以来，便不断被刊刻、传抄，至今保存的著述达五十万字以上。李虹舟《陈隐君传》云陈梓：“于书无所不窥，工古文及诗。”陈梓擅长作诗，撰有《删后诗存》（十卷，七万字）、《井心集诗钞》（六卷，七万四千字）等诗集，以及诗论专著《定泉诗话》（五卷，四万字）。陈梓之名虽不显著于中国文学史，然他确是清代前中期浙江诗人群体中的一个特别代表。他的诗歌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具有重要的个案研究价值。思想决定创作，其诗学思想直接指导着他的诗歌创作活动。今谨检其作品，试探析其诗学思想的要义。 一、“诗敏捷不足夸，要在立品” 陈梓认为，进行诗歌创作应先涵养品德。陈梓云：“诗敏捷不足夸，要在立品。”a 陈梓认为，一个人即使精通诗文辞令，然若品行有亏，亦无足崇尚。陈梓云：“《郁轮袍》新曲，王维为伶人进之公主。主乃召试官谕之，作解头登第。其初出身便低，故人品不足称。以‘万户伤心’一绝免罪，亦侥倖也。王昌龄不护细行，温飞卿士行有玷，皆有文无行，何足尚乎！”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陈梓因王维出身不好，温飞卿品行有亏，而对其诗、其才看轻。陈梓极推崇气节，对于忠臣、遗民之诗，陈梓力挺之。陈梓认为，历代描写岳飞的诗作甚多，但是只有高明的“孤臣犹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这两句当数第一。这句诗来源于元末明初诗人高明的《和赵承旨题岳王墓韵》，表达了作者深沉的故国之思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陈梓对其诗文中浩然气节与主人翁之忠义之推崇显而易见。陈梓对此类人物所作诗歌的推崇在其言论中频频出现，稍有爱屋及乌之意味，如论滕茂实云：“滕茂实，宋人，使金不屈，大节挺然。诗亦如其人。”然而对乡愿、贰臣之诗，梓则力贬之。杜荀鹤“耕地诫侵连塚土，伐薪教护带巢枝”这两句诗所表现的仁义之心，与其贰臣之行为差别悬殊。陈梓在《定泉诗话》中将之称为“姑息之仁”，并嗤之以鼻。他对明末清初诗人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也进行了批判，认为其百首诗歌之中全无对故国的思念感慨。他认为朱彝尊作为明朝遗民，应当对故国怀有感情。 二、“夫诗，本之性情” 陈梓认为，诗人的性情乃诗歌之本，其他关于诗歌技巧方面的，如声调、韵律都是次要的。陈梓《冷畦诗序》： “就学言，人品，本也；诗文，末也；就诗言，性情，本也；声调格律，末也……故专事诗文者，谓之俗学；专工声调律绝者，谓之俗诗。”这段话阐明了陈梓的这种观点。陈梓在《郑清渠诗序》中认为诗歌以性情纯正为本，再以学识充实之，使之辞达其意，以通诗之源流。倘过于在意声调格律，就会进入浮华斗靡的歧途，从而阻塞诗的源流。陈梓认为，诗人应“缮性驭情”，方不丧性情。陈梓在其作品中屡次提到诗人要在诗中流露自己的真性情，切不可舍本逐末，只追求诗的工整，失了性情：“夫诗，本之性情，无缮性驭情之功，诗虽工，不足存”，“诗以怡性情，而性情每丧于诗。盖人自入世以后，汨于声色名势之途，而谬托于风云月露，以自文其陋。于是乎，诗愈工而性情愈不可问矣！”凡此种种也能看出，陈梓在当时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风格独特的学者。 三、诗歌应“有关世道人心” 陈梓认为诗歌应该关心社会现实与民间疾苦，即所谓“有关世道人心”。他极力赞扬白居易的诗歌，因其诗多有关世道人心。如陈梓称白居易《杜陵叟》中“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等诗句，可以与唐代诗人聂夷中之诗相媲美。另外，陈梓还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在其《定泉诗话》里说：“许圉师为刺史，吏犯赃，赐《清白》诗激之，遂改节为廉士。此诗之效捷于刑赏也。”在此讲到唐代的许圉师在相州为刺史时，曾以《清白》诗规劝犯错的官吏，并收到成效。 四、“乐府歌行，本也”“学诗必自五古始” 陈梓认为，诗体当以乐府、歌行为本，近体、律诗为末。陈梓《冷畦诗序》：“就诗体言，乐府歌行，本也；近体律诗，末也。”陈梓认为，谁想在诗歌领域获得一番成就，那么“学诗必自五古始”，不宜从近体诗入门，这在他的《题学曾遗诗》中曾论述过。陈梓在自己的作品中发表了关于此观点的诗评，如：“此翁诗不从古体入手，故成就甚隘。”他自己几乎爱古风如命，每逢身体抱恙之时，翻看几首古诗就会感到精神百倍。而且陈梓自己也践行这种理念，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与古体诗。在陈梓的《删后诗存》十卷中，第一第二卷为乐府诗，第三至第六卷为古体诗。陈梓《井心集诗钞》卷六《九九乐府》，即由八十一首乐府诗组成，专咏有明一代重要史事。 五、诗贵“平易”“浑融” 陈梓认为，诗贵“平易”“简洁明畅”，力贬“艰奥冗晦”等“好奇”之作。他认为有那种风格极为平易的诗文，但是却极难学习，即便如此，诗文也应简洁明畅，摒弃艰奥冗晦。对此他经常在与朋友谈论时提出批评，认为艰深晦涩之诗，不过是一个人掩饰自己浅陋的手段罢了。还对那些掉书袋的奇诗异作加大贬斥，如郑东的七绝《题秋山》《对月》连用□朤□?□□等字，陈梓觉得这种诗风极为诡异，不值得品论。陈梓认为诗贵“浑融”“浑厚”。“浑融”“浑厚”讲究的是对诗的精髓见解深厚，所写之诗毫无生硬之感，是诗人对于诗的形与神达到的一种炉火纯青的驾驭，无“火气”。在此陈梓举例唐代朱庆馀《过逯野书门联》中的“竹径有时风为扫，柴门无事日长关”两句，有人曾建议改成“车马不来风扫径，尘嚣难入户常关”，陈梓认为改后有“火气”，不如原语浑融。那么，如何才能写就“浑厚”之诗呢？陈梓认为须“从源头上下功夫”，即读书、明理、集义、养正气。读书多了，道理透彻，集义久，养得一身正气，这些品质自然流露于其诗之间，出语沉着，于平淡中见精深，于激昂处见浑厚。 六、“诗莫盛乎唐，有唐人之诗而宋人可以不作” 陈梓崇唐诗而抑宋诗。他曾在《余愚谷集唐诗序》中道：“诗莫盛乎唐，有唐人之诗而宋人可以不作。”陈梓认为，宋诗败在“理胜于情”“绝无含蓄”，也就是说宋诗阐发道理太直接，不如唐诗含蓄隽永。陈梓极推崇杜甫，以杜甫为唐代第一诗人。他认为李白、韩愈都不能与杜甫齐肩：“世以李、杜、韩并称，唯宋孔平仲句云：‘吏部徒能叹光焰，翰林何敢望藩篱。’所见极卓。”总体而言，陈梓确实偏爱唐诗。虽然他认为唐诗、宋诗皆自成一代之诗，各有优劣之处，本不该比较高下。但是，“唐诗出于史，而含蓄不尽处，深合于经；宋诗出于经，而尚议论，不留余地，徒类于史体而已”。其对于唐诗的喜爱溢于言表。 七、“填词不特坏诗格，且坏人品” 陈梓反对学者填词，认为词乃“闺阁语”，正派的学者应该回避。他曾在《与松岩》中说道：“填词不特坏诗格，且坏人品。须眉丈夫，乃效儿女子闺阁中语，不大可羞耶？宋人词，非不佳，然皆靡曼之音。 金元之祸，未必非诸文人兆之也。”认为填词对于正派学者来说，有损诗格且坏人品，就如男子效仿女子作态，不成体统。评元好问所编《中州集》，陈梓认为可将集后的词删去。可见陈梓对于学者填词的行为是很不赞成的。 当然，陈梓对友人所作之词也偶有欣赏之时，如对于至友汪鉴（津夫）之词：“碧梧疏雨，每滴响寒窗，离情独苦。记得当年，对酒豪谈心素。江山如此何堪赋，誓将碧血、共埋黄土。严陵台下，谢翱墓侧，高风千古。 忽遥订武林桂圃，一樽清酌，相思再诉。 丝管纷纷，不破六桥昏雾。潮来鲸逞鸱夷怒，有谁人、敢加强弩。惊心衰朽，天南地北，梦游无据。”他评价很高，自己对于此首词也大受感染，每每读之，都“击节流涕”。这大概是因为这首词的内容是描述遗民之悲的吧。在此使笔者想到，陈梓论诗则力挺忠臣、遗民之作，推崇气节，同时极力贬低乡愿、贰臣之作。 这说明陈梓并不是贬低作为文学形式的词，而是鄙夷反映靡曼之音的词作。 陈梓在与友人沈孔键（南谷）的信中总论自己关于诗学的心得：“诗言志，本无取于富丽。子曰‘辞达而已’，格律声调，何为哉！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平心而论，诗有三要： 一性情，二理义，三文词。废其一，非诗也。文胜则情不真，理胜则近于腐。要能以典雅之辞，发挥情理，风云月露，皆性灵矣。”在这封信中，陈梓认为诗的主要目的在于言志，须有内容，切不可追求虚无浮华的形式，并点明了诗之“三要”：性情、理义、文词。抒发“性情”、宣扬“理义”是诗歌创作的目的，“文词”则是诗歌创作的载体，三者缺一不可。陈梓认为，但凡诗人均须平衡这“三要”的关系，方能在诗歌领域有所成就。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104c25eb2717fd5360cba1aa8114431b80d8ea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