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前行应避免掉入专业主义陷阱 作者：焦若水 来源：《社会与公益》 2018年第5期 一、何谓专业主义 我国社会工作快速前行，迅速推进专业主义似乎成为不二法门，但仔细观察，专家一度变“砖家”，先行嵌入需慎言。而且，专业主义本身的表述与理解实际上也是一把双刃剑。 从正面角度来看，专业主义指代正面的、健康的职业态度、职业标准或职业规范。目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将社会工作分为普通社会工作、行政性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并认为通过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专业方法介入，将有助于提升社会服务整体的专业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界对专业主义似乎有一种隐形的焦虑，无论是学理历史上的引经据典，还是在各个领域强调其专业性，还是在社会服务中套用社工+某某等模式，都特意将“专业”前置修饰强调，都体现着社会工作对其专业主义的强调。 然而，从负面角度而言，专业主义意味着在理性主义和功利思维影响下，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可能会利用专业知识与技能为自己谋取收入、权力与声望等利益，以此塑造行业霸权与市场壁垒。有些机构利用其专业地位获得政府购买服务，套取政府资源，或者利用专业知识，排斥和打压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的现象即是负面专业主义的典型体现。 山东大学葛忠明对这类专业主义进行了归纳，指出专业主义有如下四大特征：第一，极强的专业性。专业主义者的专业性通常以高学历为文化资本，借此表明其专业理论和知识的神秘性(confidential knowledge)，从而获得来自服务对象的信任。第二，维护知识的神秘性。专业主义者为体现其服务的专业性，需要竭力维护其专业知识的神秘性(confidentiality)，通常采取的策略便是使用外行人所不熟悉的专业词汇和术语，维护专业主义者的专业地位。第三，强烈的操控性。专业主义者一般需要在服务对象面前证明他们是该领域的权威、专家；要求服务对象完全地服从自己的指令与安排。因此，专业主义者已经忽略了社会服务更多是一种伦理的实践(morally know-how)过程。第四，冷漠及私利的取向。专业主义者普遍对服务对象的利益毫不关心；他们不以服务为目的，而是热衷于追求专业人士自身的利益。这样的专业服务工作，已经完全完全背离了服务对象，是为了专业人士、取向于专业人士、服务于专业人士的。多年前发生在一个专业智障人士服务机构的极端事例是专业主义的极端体现，因为厌烦青春期智障女孩的月经弄脏了床单，该专业机构竟然直接切除智障女孩的子宫。其目的是通过更为清洁整齐的机构环境有与良好机构形象来招揽更多服务对象，实现更大经济利益。 显然，克服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的负面专业主义非常关键，这将是避免社会工作陷入专业主义陷阱，推动社会工作良性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专业主义的根源 专业主义首先与公共服务市场效应有关。国家推行的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模式，为社会工作创造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但是合同导向的成本／收益分析，使得社会工作越来越受到管理主义的控制，各种质量控制的技术和手段、以及测量绩效名目繁多的量化工具，引导社会工作机构日益迎合绩效考核的各种量化标准，工作日益围绕简单化、惯例化的操作和评估，制造出千篇一律专业名词充斥其间的工作报告，社会工作演变的像是一门“社会巫术”。 第二是逐利动机的增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对政府购买项目的高度依赖，使得机构间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在“服务市场”中成功中标，强调所谓的创新点，社工变“写工”表明社会工作越来越将精力放置在内部文书编写上，而非扎根服务深化上，其结果是极大地窄化服务的内容和专业的方向。社工招投标市场上看似竞争性的促动发展，恰恰限制“高质量”、 “高水平”、 “好的”专业化服务的实现，致使社会工作服务变得愈来愈像“生意”。 第三是自我实现预言。社会工作进入的社会服务生态系统中，比社区居委会资源少，比志愿者、义工发展晚，为了短期内实现有效“嵌入”，社会工作往往强调自身的“专业性”来实现弯道超车。从社工专业性的角度来看，志愿者在社区中开展的日常服务不专业，居委会工作手法太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零散乱，似乎唯有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方法才是正道。然而，社会工作服务的场景是日常生活，被誉为美国最有效的反贫困计划，其核心就是让社会工作者通过家庭访问最直观地了解服务对象的现实状况，[]而被美国社会工作者所惊叹的“神奇”家访，实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经验，吊诡的是在社会工作个案工作专业性的影响下，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却越来越多的将服务对象带到千篇一律的个案工作室中展开服务！ 三、如何走出专业主义桎梏 第一是回归服务。社会工作的现有地位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教育先行的带动，具有很强的专业主义论证合法性。对社会工作专业主义的反思也是因为其落地生根和嵌入老百姓生活世界不足，俗话说“有为才能有位”，走出专业主义的出路不是重返中国的故纸堆寻求文化支持，更不是顺应政府项目化管理指标唯上，而是要切实回应社会大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缺位不卖弄，将根扎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之上。 第二是加强行业共同体建设，集合行业资源，由行业共同体推动社会工作的公众倡导与宣传，打破行业神秘主义，引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更接地气的开展服务，促进整体行业发展，由行业共同体与政府进行整体协商，缓解单个机构面临的专业主义压力。 第三是加强社会工作伦理建设。国内社会工作发展大潮中的伦理守则似乎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是社会工作日渐堕落的“天使”，成为负面专业主义横行的根源所在。西方社会工作缘于基督教，倡导爱的服务。中国社会工作伦理建设虽然不能沿袭西方的路径，但是如何立足国情，寻回社会工作的初心和使命，在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真正遏制“劣币驱逐良币”趋势将是伦理建设的关键。 多年前，费孝通在谈及社会学的本土化时发现，中国的社会学界出现两种不同的研究倾向， “一种是用中国已有的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另一种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社会学的所谓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描述中国社会的论著。”但是，当时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对此表示怀疑， “它们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走出来错误的路子，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品。”反观今日中国的社会工作，似乎是社会学本土化历史的重现。从“专业化到专业主义”是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潜在问题，如何避免专业主义陷阱，坚持专业而不至于专业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或许才是社会工作未来良性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11b36f3f32d2af90242a8956bec0975f565a4b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