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范式陷阱” 发信站: 南京大学小百合站 (Sat May 21 11:11:38 2011) 中国大学的“范式陷阱” 题记：追溯大学之负向功能，并非吹毛求疵，一味责难大学，而是在一种全景审视的层面 上去客观、公正的评判大学，一个大学能否形成感召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这种接受他 者批判以及自我批判的理念与实践。 北大学者卢晓东在《科学时报》（2011-03-01）发表的文章《范式陷阱及其对创造性 的制约》为我们重新理解大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依据科技哲学家库恩的范式概念， 卢晓东在文中指出，“也许在旧的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更加精确、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 成功的人，陷入旧的范式陷阱越深，越难以跳出陷阱而作出创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也很能发人深省的说法。依照社会大众的大学想象力，大学者乃生成个体发展资本的极好 场所，它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助推器，我们的教科书上也一再教导我们，我们的大学何 其伟大，培养了多少精英人士，造就了多少丰功伟绩。然而，很少有人能突破这一思维逻 辑的窠臼，想想大学的负面功能。 在现代性的迷雾中，大多数人之于大学的理解停留在了“象牙塔与否的语境”之中， 即使有人质疑大学的缺陷也往往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待，并未将其上升到现代社会的构成和 演变的层面上来。事实上，在教育社会学的语境中，已经有一些学者探讨过教育的负向功 能，这种思路是迥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的。依据钱学森之问的思路，卢晓东的“范式陷阱 ”的提法确实很有新意，但我们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思考的却是，缘何我们的大学陷入 了这样的“陷阱”中去，它的原发机制是什么样的？对此，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理论 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大学教育的另一扇视窗。 首先，大学是有自身的价值取向的，这种取向符应了既定的社会秩序，再生产了优势 社会资本群体的利益。依据这种法则，大学之于社会优势群体维持着其“利益最大化”的 秩序，这一点在中国大学招生中尤为凸显。其实，在中国考选社会的境遇当中，高考筛选 在社会优势资本再生产的层面上的意义，远远大于人才选拔的意义，分数承载的内容无论 如何也难以同一个学生的整体素质相挂钩。从教育社会学上来看，高考本就是个嵌入了既 定社会秩序的筛选器。它的价值更多地不在于选拔了多少人才，在于它成功的维系了既定 的社会秩序，排斥了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子女（譬如，由于文化弱势造成的农村学生考不过 城里孩子的现象，985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趋势），真得是他们都不够优秀吗？ 其次，这种再生产的方式是非常隐秘和巧妙的，它能让依托于大学教育的“社会排斥 机制”轻而易举的获得社会各类群体、各种阶层的认可。如此一来，一个人无缘大学的话 ，会很自然地将其归因于个体因素（譬如，自己脑袋笨，学习不够努力）。对此，法国学 者布迪厄在《国家精英》中的深刻、细致的论述值得我们反思；最后，大学教育内部也因 为现代性的弊端，出现了作为“计件工”的老师们以“工厂、作坊式的生产方式粘贴、复 制毕业生的做法。”基于此，“流水线的教育隐喻”极好的诠释了大学的运作逻辑。在中 国，大学治理结构秩序和官僚秩序的同构性，无疑让这种“流水线作业”发挥到了极致。 在此等教育范式下的大学教育不仅仅是“无德的教育”，自身缺乏教化的意蕴，更是以无 以复加的媚官和媚俗的办学姿态，造就了一个泛政治化的教育运作逻辑。 最近一部分学人热衷于探讨中国大学发展模式的话题。他们的理论假设是，中国大学 经历了从最初的学日，到后来的学美，再延展至建国后的学苏，改革开放后重又学美的历 程，没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模式，这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了（消费主义），但是 ，根据上面的论述，“中国大学没有自己的发展模式”的说法就显得颇为可疑了。中国大 学没有自己的模式吗？显然不是，否则今天的人们为何热衷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议题呢 ？而且，从卢晓东“范式陷阱”的理论假设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演出，正是因为“模式 化了的中国大学”在教育方面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才造就了我们的大学并非创造和育 人指向的教育目的。由此，大学的秩序中缺乏教化的本色，大学培养出的人没有生命力和 创造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泛政治化的语境中，借助于中国大学教育的运作逻辑，大学的 等级划分和身份甄别也延续了社会秩序的传统，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分别作为985、211、省 属普通院校的官样大学的秩序结构。在这一结构下，大学更多地不是办出来的，而是指定 和划分出来的。大学亦不是为教师、学生服务的机构，而是为教育主管部门装点门面亦或 是彰显政绩的所在，至于念兹在兹的 “学术生产”则不过是在优先满足前者的基础之上， 稍稍维持大学形象的副产品。 其实，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承认教育的负向功能，它都鲜活的摆在那里。这种负向功能 的内在机理并不局限于教育的狭小圈子里。如果我们将理解大学的视域扩大的话，毋庸置 疑，现代性的扩展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社 会的现代性。在二者的交相呼应中，不止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就是一向稳健的大学也 今非昔比了。回顾美国大学的风云变幻，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曾总结道，“1900 年以前,就在人们追求现代形式大学开始之际,美国大学仍然还是一个小小的学院,主要功能 是提供一种旨在促进智力发展,培养宗教虔诚和限制学生行为规范的学院教育,而如今的大 学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机构,它不仅是反映知识的中心,而且是磨练生活意志的前沿阵地和 体现工业化生活成就的主战场。”从“象牙塔”到“走出象牙塔”，大学之于社会前所未 有的重要起来。具体到中国发展的社会脉络之中，大学的理念在经济原教旨主义之外，无 疑带有浓重的国家性。民国时期，“教育救国论”的论调即为国家性在教育身上的具体体 现。从当时的社会情境来说，民族之危机需要大学行动起来，为国家的振兴摇旗呐喊。但 当这种摇旗呐喊的姿态延展到建国后的社会行动中去的时候，它的危害也就史无前例的呈 现在人们眼前了。文革爆发后，大学人们“身先士卒”，成为彼时最激情澎湃的主力军之 一。由此可见，植根于现代性构造中的现代大学，不仅仅表现为大多数人喜闻乐道的“大 学官方叙事价值”，更是以另一种或含蓄、隐匿，或张扬、暴戾的方式诠释了现代性的龌 龊之处。 在新世纪之处，重新审视中外大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禁慨叹不均衡博弈下的社会治 理秩序是如何绑架了大学的理念和功能，使其在内在精神上渐趋媚俗化的。由于现代性的 深刻嵌入，大学的批判和批判的大学渐成空谷足音、凤毛麟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 识分子正消失在知识分子的大学里”。技术主义的操控和体制化的魅影让大学人在很大程 度上成了现代性秩序的共谋者。曾经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形象亦随着专业化的进程 和社会化的进程渐渐地黯淡下去。在中国的大地上，大学人的身份转换不仅仅源于某种后 现代因素的解构作用，更在于大学人对学术尊严的践踏：造假、抄袭等严重的学术失范频 频见诸于各类媒体，指标化的学术评价成了无关学术本身的象征性存在，教授不上课，学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536a63767ec102de2bd89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