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真相 中美关系恶化，国民政府决定对日“以德报怨”，借日本牵制美国 众所周知，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实行“以德报怨”政策，轻判日本战犯、放弃战争赔款。在常见的分析中，国民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乃是为换取日军在投降过程中与国军合作。事实上，其真正原因，远比表面看到的更为复杂，譬如战时中美关系恶化，即是导致蒋介石对日宽大的一个主因。 中国在1943年11月，获邀参加开罗会议，并取得一系列外交成就。蒋介石日记称，开罗会议的结果“出于预期之上”；其公告的发表，乃“国家百年来外交上最大之成功，又为胜利重要之保障”。蒋介石对罗斯福更是赞誉有加，称其“确有协助我中国造成独立与平等地位之诚意也。”在中美关系至为融洽的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在开罗会议上提出要实行“严厉的对日赔偿政策”。 但开罗会议后不久，就发生了美国压迫蒋介石交出军事指挥权的事件。蒋介石对此极为愤怒，日记中称，“敌军之深入不足为虑，而盟军友邦之压迫，其难熬实难名状。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国帝国主义之凶横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以至发出“今日之患不在倭寇，而在盟邦矣”的慨叹。 基于此，国民政府在1944年，即制定了对日“以德报怨”的外交政策，以图在战后借日本牵制美国。当时国府对这一对日政策的解释是，“日本为美国控制并非我国之福，削弱而独立的日本对于我国，相当于荷比，甚至法国之对于英国，有缓冲美国对我经济及政治压力之作用。因此，对日和约适可而止，使其对我侮、愧、感、敬。以德报怨、化敌为友，既足以表示我传统的泱泱大国之风，且能获得世界文化上精神上之领导权，以与美国之经济领导权相对抗。” 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合影。美国政府一度压迫蒋介石，让他将军事指挥权交予史迪威 为使日本在战后成为中国可信赖的盟友，蒋介石反对过分削弱日本 1945年2月，美、英又与苏联签订了出卖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密约”。消息传来，原想赴美参加罗斯福葬礼的蒋介石，随即打消了念头。美国的背信，使蒋介石大受打击。他由此进一步意识到，拉拢日本，使之在战后成为中国用以牵制美国的力量，至为重要。 在雅尔塔会议召开的同时，蒋介石命潜伏上海的特工袁良，带口信给冈村宁次：“（一）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但我（蒋介石）认为中日合作对大东亚至关重要。（二）因此拟于适当时机为日本讲话。拯救日本非我莫属，然日本人误解我的本意，实为憾事。（三）望互相尽力克制。”冈村宁次当时即相信“此一口信相当可靠”，但是当时他“对开罗会议的决定毫无所知，加之长期身居战地，对正在衰落的国内情况亦不清楚，因而以蒋介石出言狂妄，竟未予理睬。”直到日本战败，冈村才知道蒋“所讲确是真心话”。 因此，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中，先引“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又说“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表示“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国民政府“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由此确立。 除美国因素外，防范“赤化”也是蒋介石反对过度削弱日本的关键原因。在蒋介石看来，“如果日本贫弱，共产主义猖獗，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侵略日本的可能性极高。如果那样的话，就会发生地崩现象，亚洲就会成为社会主义”。因此蒋介石希望保存日本实力，使其成为亚洲的“反共盟友”。 蒋介石对日宽容，也有一部分个人原因。如《蒋总统秘录》一书所说，日本是蒋介石的“所谓第二故乡，实在并非过甚其辞。在中华民国建国之初，我们从日本的„明治维新精神‟„武士道‟„大和魂‟的哲学实在学到了不少。故当日本投降时，蒋总统特别强调„以德报怨‟，也是基于这些历史的缘故。” 综上可见，对日“以德报怨”不是国民政府的临时决策，而是基于美国压迫与苏联威胁，在抗战后期预定的外交政策，目的是在战后拉拢日本成为可信赖的盟友。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20d4fea51e79b89680226e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