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非《人面桃花》中梦境叙事空间的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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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格非《人面桃花》中梦境叙事空间的构筑 作者： 王旭 来源：《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 2019年第1期 摘要：《人面桃花》是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梦境作为其中的重要意象，所构筑的叙事空间产生了一股强大的美学力量，在与现实世界相互映照的过程中，形成了“双轨制”的叙事空间。梦境空间的构筑，为文本人物增添了难以抹灭的诡秘宿命，不仅表现了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以及作者独特的叙事诉求，更进一步在结构上呈现多重形态，丰富延伸文本的情节结构，以巧妙的构思丰富了文本叙事形态，体现了格非由文学形式实验转向对古典历史追问与探寻的成功。 关键词：人面桃花；梦境；叙事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早期的格非执着于对文学形式进行实验性的探索。他的《迷舟》《褐色鸟群》等作品都表现出了他独特的现代审美意识。然而，当文学形式的实验空间逐渐走向逼仄，他也同余华、苏童一样，转向了对历史、写实情景的探索。《人面桃花》作为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以普济这个历史大背景中的小城镇，讲述了妄图建立“乌托邦”式生存环境的陆秀米等人的命运，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追问与探寻。但值得注意的是，格非并未使人物成为历史洪流中的符号，而是借由写实性的生存情景，将人物内在精神追求与宏大历史背景相结合，以“桃花源”梦、“乌托邦”梦作为全文重要的线索，表现个体在面对庞大历史时的无力。梦境与现实世界之间形成了一股巨大张力，为人物形象增添了难以抹灭的诡秘宿命感。同时，作者又有意以梦境推动文本情节发展，在虚实结构变幻间改变人物生命走向，左右文本情节发展进程，延伸文本叙述结构。可见，格非将梦境作为与真实世界相对的叙述空间，形成了“双轨制”的叙述结构。 一、外化的精神追求 《人面桃花》以梦境的形式展现人物内心的精神追求。梦在作家笔下是心灵自由的外化体现。它是与现实世界道德枷锁相悖的存在。小说中，秀米是深受传统礼教约束的大家闺秀，她对月经的懵懂恐惧、对张季元的厌恶排斥都表现出她恪守现实礼教规范的一面。但梦境却成为了她窥探自己内心的有力载体。通过梦境，她冲破了道德对她的保守规约，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本真需要。小说中，秀米做了一场与张季元有关的春梦。在梦境中她询问张季元门的位置，直到张季元将手摸到她的大腿，又将绳子缠上她的手腕，她才大喊着“不要绑我”尖叫着从梦中醒来。小说中反复提及的“门”是秀米渴望挣脱礼教回归本性的出路；“绳子”则是她潜意识中紧紧捆绑自己本性的强力约束；“不要绑我”四个字则表现出了她要求本性释放的强烈呐喊。秀米进入青春期，期待与异性接触，却深受传统礼教的控制，本能地将这种期待埋藏于内心深处，直到夜晚才借由梦境的形式表现出来。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一文曾详细阐述过梦境出现的原因：“在夜晚，我们也产生了一些我们羞于表达的愿望；我们自己要隐瞒这些愿望，于是它们受到了抑制，被推进了无意识之中。”［1］而秀米梦见死去的“总揽把”王观澄向自己诉说建立“桃花源”花家舍的始末，并告诉她“我知道你和我是一样的人，或者说是同一个人，命中注定了会继续我的事业”［2］。王观澄作为一个死去的人当然不会给人托梦，这样的梦中对话，是秀米内心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桃花源”的反向展现。现实社会中的秀米是一个深受传统礼教影响的少女，虽然她拥有寻求自由乌托邦的雄心壮志，但却不肯在现实世界中表露分毫。她甚至妄图压抑内心的真实追求，认为那只是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古怪想法，可最终却被听过她梦境的韩六一语道破：“你在想，这个王观澄这般的无能，这花家舍要是落到我的手里，保管叫它诸事停当，成了真正的人间天国……”［2］韩六的话其实是对秀米与王观澄梦中对话的现实验证。作为与秀米朝夕相处的人，韩六深感秀米并不如表面那样温顺无争，她只是暂时被现实封建礼教制度压制住了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但“梦境正好突破现实中的条条框框，把物理规律和社会规范放到一边，让情感在这里汪洋恣肆，让潜意识的‘意志’在这里随意任性地行事。”［3］可以说，梦在文本中是作为展现人物心理内在矛盾存在的。秀米一方面想做一个温顺规矩的传统女性，但梦境却真实地展现了她渴望不平凡，期待寻求“乌托邦式”生存环境的真实心理状态。可见，梦境是展示人真实心灵需求的载体，为表现人物内心审美追求提供了完美的话语空间，从而使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现实生活形成一股巨大的张力，最终使人意识到自身潜藏的、被理性所压抑的本真意识。 第1期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2019年 第1期论格非《人面桃花》中梦境叙事空间的构筑2019年 二、独特的叙事诉求 《人面桃花》以梦境的形式展现作者独特的叙事诉求。作者在文中采用虚实相生的手法，将虚幻的梦境和真实的现实相融合，使文本浸润在一股难以言喻的诡秘氛围之中。胡河清曾评价格非：“格非者，灵气所锺之异才也。他不仅处事有机心，且秉赋颇高，能闻天籁，所以有此诡秘的叙述语调就非咄咄怪事了。”［4］可见这种诡秘氛围的来源正是格非本人区别于其他叙述者的独特叙事风格，而“梦”在格非的《人面桃花》中正是这种诡秘叙事风格的最佳反映。在他的文本中，梦总是以以下两种叙事形式展现作者独特的叙事诉求：第一，以梦指向现实，表现作者希望以梦境指引现实的叙事期待。梦境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本中重要元素，是因为梦境最不具有欺骗性。它总能最真实地展现人物内心的需求，从而为文本提供一重比现实更加真实的叙事路径。文本中秀米梦到的葬礼情景与现实中真正参加的葬礼一模一样；小东西在梦中迷迷糊糊地说要下雨了，屋顶便立刻响起了雨声。这些梦境都真实地指向现实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指导，为文本提供了另一重叙事空间，这一重叙事空间是比现实空间更为真实。它使文本产生了双重叙事意义，以现实反衬梦境的真实，从而使读者进入文本人物更加真实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世界。第二，梦与现实融合，表现作者有意虚化梦境与现实界限的意图。以梦境作为文本叙事线索，使得整篇小说都弥漫着一股诡秘色彩，进而深刻地展现人与世界、与命运难以言喻的勾连关系。在《人面桃花》中，常常出现“尽管她现在是清醒的，但却未尝不是一个更大、更遥远的梦的一部分”［2］“所有这些事，只不过是她在轿内打了一个盹，做的一个梦”［2］“你有的时候会从梦中醒过来，可有的时候，你会醒在梦中，发现世上的一切才是真的做梦”［2］这样的句子。文本中的主人公总是在总是在怀疑现实与梦境的虚实关系，认为现实不过是一场巨大的梦。这其实是作者在有意虚化梦境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他认为梦境与现实或许本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性，也不具有明确清晰的分界线。将现实与梦境相互映照，不仅离间了读者在阅读时的真实感，更使作品增添了浓厚的虚幻色彩。他仿佛是故意将整部作品置于一个巨大的梦境中，时刻借主人公的感受来提醒读者不要过分沉溺其中。格非正是以这样超脱现实的笔法展现自己寄予在作品中的独特叙事诉求。这显然有他早期作品中现代性的延续，但却并非全部。在他的笔下，梦境作为《人面桃花》中的关键意象，呈现出了比现实更多的真实性。这种梦境真实是文本的画外之音，是庞大历史的一部分，更是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它能够真正表现格非的创作诉求，或许他本身就在期待以这种虚幻的方式使自己的文本与读者产生某种对话关系，从而使读者理清一条更为靠近他创作意图的叙述道路，而不是单纯地故弄玄虚，刻意虚化文本脉络，混淆梦境与现实的关系。 三、情节的多重建构 《人面桃花》以梦境的形式对文本情节进行多重建构。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宿命感，觉得文本中的人物仿佛都被牵上了一条命运之绳，而这条绳正是梦境。梦境对文本情节的建构首先体现在梦是小说中“乌托邦”“桃花源”式生存状态的象征。文本以梦作为情节的核心要素，全文都围绕“梦”进而展开。无论是将生活比喻成巨大的梦，还是文中那两句关键诗句——“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2］，都是文本情节的一种重要构建。“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是格非在文本最后部分中创作的诗句，既是秀米在人生最后的内心写照，也是全文的核心情节概括。作者借这一“梦”一“醒”，侧面展现人物徒劳半生虽渴望建立理想生存世界，苦心经营却仍毁于一旦的苍凉之感。这其实是格非由多种文本形式实验转入对古典、历史探索，将现代性与历史性进行的完美杂糅后的象征性情节构建。他将梦作为情节构建的核心意象，将它置于结构金字塔的顶端，以虚境的形式使其在文本中一以贯之地呈现。其次，梦境虽然作为虚幻的存在，却能够推动情节发展，改变人物心理历程，甚至改变人物人生走向。文本中，少女秀米开始正视自己的情感需要，“不管表哥说什么，她都答应；不管表哥做什么，她的眼睛和心都将保持沉默”［2］，正是发生在她窥见自己对张季元产生情感冲动的梦境之后。可以说，正是由于那场突如其来的奇怪春梦，才导致秀米正视自己内心的真实诉求，从而使她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偏转，一头扎进了中国近代史的惊涛骇浪。”［5］这显然是对秀米的一生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大金牙的母亲反对大金牙参加革命也是因为她昨晚梦见大金牙的爹“坟头上落了一群白鹤，这是不祥之兆，只怕这事就应验在你的身上。”［2］梦中出现的白鹤作为不详物，使大金牙的母亲更加坚定地反对儿子参加革命。可见，梦境在文本中虽作为虚境存在，但却能够引领实境中人物的心理状态，为文本情节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最后，梦在文本结构中起到全方位构建情节的作用。梦作为虚境暗线与现实实境明线相互映衬出现在文本中，与实境交替形成二重情节线索构建文本结构，从而使文本结构趋向完整。如在文本第二部分，“总揽把”王观澄托梦于秀米，以梦境叙事透露自己并不是如传闻中病死而是被人迫害致死。作者大可以借某个人物之口使读者直接明晰真相，却以梦境作为叙事手段，侧面暗示王观澄的死因，进而以韩六的观察作为佐证，为文本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不仅如此，作者还会将梦境与实境相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冲击。秀米再次回到普济后便开始构建自己“乌托邦”式家园的理想，但普济百姓却并不理解她的举动，甚至妖魔化秀米，妖魔化革命。文中老虎梦见秀米的屋子摆设“屋子里光线暗淡。木椅、梳妆台、屏风、雕花大床、摆着花瓶的条案，都坚硬如铁，泛着冷冷的光”［2］，这样的描述表现了普济百姓对于秀米这个革命者的形象异化。他们认为秀米爱享奢华且生性残酷，因此房间灯光必是黑暗且家具也一定跟她一样高贵且冷冷的。但当老虎真正走进秀米的屋子才发现，“这个房间与他的梦中所见完全不同。“没有黑漆描金的大屏风，没有光滑锃亮的花梨木桌椅，没有镶着金边的镜子，没有鸡血红花瓶。他留意到，校长睡的那张床也是那么的寒碜，蚊帐打着补丁，床脚绑着麻绳，床上被褥凌乱，床前有一块简易的踏板，上面搁着一双黑布的阔口棉鞋。”［2］虚境与实境对照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使文本结构更加丰满的同时，也更为生动地表现出了理想革命者在面对现实世界时产生的无奈窘境。格非在文本多处以梦境展现现实困境，使梦成为与现实世界成为“双轨制”的存在。这都体现了他在文本建构上的匠心独运。 梦境作为《人面桃花》中一以贯之的重要意象，现实世界相互映照，为文本构筑了完整的叙事空间。它既表现了人物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以及作者独特的叙事诉求，又在结构上呈现多重形态，丰富延伸文本的情节结构，以巧妙的构思丰富了文本叙事形态。因此，《人面桃花》作为格非“江南三部曲”的第一部，实现了现代性与历史性的完美融合，体现了他由文学形式实验转向对古典历史追问与探寻的成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7f6e5e42079168884868762caaedd3382c4b57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