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社会的真实——论《大嫂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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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社会的真实——论《大嫂谣》 作者：刘喆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7期 刘 喆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随着中国社会体制的改革和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学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了弱势群体，“底层文学”也就随之兴盛起来。然而随着“底层文学”的发展，其中透露出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罗伟章的《大嫂谣》便是如此。作者直面社会现实，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当下底层民众艰苦生活的画卷，也揭露了造成底层苦难的真正原因来自于社会的阴暗面。 关键词：罗伟章；《大嫂谣》；社会问题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7-0145-02 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大嫂谣》曾获得第十届巴金文学奖，此篇小说可谓是当下“底层小说”的佳作。新世纪以来，“底层小说”大量涌现，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现在对于“底层文学”这个概念的内涵在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已有一个统一的定论，那就是“底层文学”是“对一切有关底层人们生活模态的书写的文学”。因此，说《大嫂谣》是“底层文学”一点也不为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并由“我”来讲述大嫂的故事。“我”的大嫂是个勤劳而善良的女子，虽然她努力劳动，但丈夫有病干不了重活，大儿子清明好逸恶劳，小儿子清华学习很好，考上重点中学，可学校收费吓人，所以这个家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下去，无奈已经53岁的大嫂决定去广东找老乡胡贵打工。胡贵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由打工仔做到老板的，所以胡贵对跟随他的打工者们也很厚道，再加上大嫂与他是同乡，胡贵对大嫂也比较照顾。然而不久，胡贵为讨要工程款，“以暴制暴”将人打伤被捕入狱，大嫂只好离开工地，开始收破烂的生意。大嫂的忠厚善良为她赢得了小区居民的信任，生意也有了起色。小说最后给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尾，大嫂的大儿子清明改邪归正，小儿子清华高考成绩全市第二。小说围绕大嫂打工这件事展开，通过对大嫂身边的人和事的描写，向读者展现了底层人们生活的艰辛以及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阴暗面。 罗伟章在从事职业写作之前曾经做过教师，所以他的目光是不会离开教育的。他深知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现实却并不是这样的，“读书无用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民所无奈地接受。作为一名教师，罗伟章对关于教育的社会问题更加敏感，他在《大嫂谣》中也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和重视。“我”是大嫂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村里唯一的大学生，是一名知识分子。“我”虽然在城里生活，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城里人，但“我”却是一个一直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底层人”，“我”的收入甚至比不过一名打工者，连养活老婆和孩子都成问题，更谈不上帮家里的亲人补贴家用了。胡贵和“我”是同乡，胡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盲，但他却发了财，当了老板，在广东混得很好，很吃得开，连城里人都怕他。他不仅自己发财，还把亲戚都带出去发财，对同乡人也都很照顾。大家常把“我”和胡贵对比，这让我的家人和村民们对知识产生了怀疑。“大哥问我，你说说，读大学真的有用吗？……我至今也还是村里唯一读过大学的人，可我不也跟那些农民工一样，在城市里混着吗？而且我还没有很多农民工混得好，……村里有人常常拿我和胡贵对比，对比的结果是：许许多多的家庭，都不送孩子读书了，最多初中毕业，不管成绩好坏，都赶到外地的工厂或工地挣钱去了。”罗伟章将读书与打工究竟哪一个更能给底层民众带来钱、带来真正的实惠的问题摆到人们的面前。文中的“我”虽然觉得没有知识的生活将会是多么的黑暗，可现实生活是残酷的，知识并不能让“我”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底层的人们更是不得不向“钱”看齐，底层民众也急于通过学习知识来达到改变命运，“各个学校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很多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他们的事迹被媒体宣扬着，被口头传诵着，结果闹到头，却没有钱去读大学！”底层人民也想着知识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曾经努力地实践过，但是没有钱去学习知识成了最大的拦路虎。钱是最直接的问题，所以底层人民只能通过最为直接的方式——弃学打工，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面对着“不读书没有出路，读书仍然没有出路”的现实，底层人民以弱者的无奈的方式向教育发出了警告，“新读书无用论”甚嚣直上，“耕读为本”的传统已被抛弃。底层民众开始用辍学这种荒唐无奈的办法去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 放弃学业者或者仅仅依靠土地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的人们，陆陆续续以底层打工者的身份进入城市。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和资本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使得这些底层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胡贵“进城的时间比我还长，而且还是发财的老板，但他还是个农民，从骨子到表皮都是个农民，他融不进城市，城市也不愿意接纳他，这让他对城里人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心理”。胡贵通过自己的打拼成为一名老板，俨然是城市中的佼佼者，但是他却无法摆脱自己的农民身份，农耕文化的印记已经渗入到了他的灵魂深处。他无形之中就让自己与城市人拉开距离，对自我身份的不认同和对自我价值的不认可，让他对城市产生恐惧感。胡贵与同乡说话都是用家乡话，但是只要是同“我”说话，便立刻操起城里人的腔调，因为胡贵认为“我”是知识分子，是一名真正的城里人，他的城市异乡者的卑微心理在同“我”通电话的时候便暴露无疑了。以胡贵为代表的底层们虽然在城市中得到了比在土地里劳作取得的更多的经济收入，但是他们却是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夹缝之中的。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城市也不可能真正地接受他们，他们不可能真正享受到城市所象征的现代文明、富足的生活。他们抛弃乡村，当他们想要回归乡村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却又不能接受乡村的落后，这让他们成为漂泊无根的浮萍。他们不仅自己外出打工，还将自己的孩子带出来，虽然孩子也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但也是混年龄罢了。“混得手脚上有点儿劲了，就成为新一代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从小在城市生活，对老家没有什么感情了，吃不了老家面朝黄土背朝天才能刨碗饭吃的那个苦，不愿意回去了，而他们又无法融入城市。”这些农民工二代真正成了无根的一代，他们失去了上一辈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而染上了吃喝享乐的恶习，最终他们成为城市里的“炸弹”。城乡二元对立造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城乡差距，城乡差距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它极大地阻碍了现代化运动从物质的现代化向人的现代化的转变。城乡差距带来教育的不公平与不公正，而教育的不公平又加剧了城乡差距，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罗伟章给我们提出的农民工二代的问题比第一代农民工的问题更让人觉得触目惊心，也更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民工二代的问题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教育的不平衡，社会教育对底层民众孩子的教育问题关注度远远不够。生活在底层的孩子不仅仅是没钱接受教育的问题，更是社会、家长对底层孩子教育重要性的轻视。来自大巴山的罗伟章亲身体会过教育的不公平，所以他对此也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自己就是通过学习走出大巴山的，因此他对山里和山外的教育等级差别有着亲身的体会，山外的教育优势与山里的教育资源的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伟章在文中没有将接受“读书无用论”的底层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而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的教育体制。在和谐的社会之中，在政府一直强调共享发展成果的时候，教育体制中却处处显现着不平等。罗伟章通过小说质问这种不公，他为这种不公平给底层人民带来的苦难感到悲愤，他提出了一个让人不愿意承认的问题，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如果仍然继续存在的话，不仅民工二代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还会有民工三代、民工四代，到时候他们对社会也许恐怕只能是“炸弹”了。 某社会学研究所做过一个调查，农民工们最不满意的是我国的司法。想到司法我们就会想到公平，司法是用于维护每个公民正当权利的保障，但是农民工为什么会对我国的司法不满意呢？这恐怕不仅是因为底层民众的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更是因为底层民众在法律面前的无助。罗伟章在文中写到胡贵因为要账而将人打伤入狱这个情节，这并不是随便的一提，在我看来是其刻意安排的。罗伟章在这里质问司法到底是为谁所用，质问司法的公平公正何在。胡贵因为“以暴制暴”的讨债方式将人打伤而被捕入狱，这不单因为他是个文盲对法律认识得不够，更是因为司法对某一部分人的违法行为的不作为导致。“他们（胡贵）并非不知道有法院这样的机构，但他们对这样的机构很陌生，也缺乏信任，不要说很难打赢官司，就是打赢了，也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被拖得皮裂嘴歪，到头来还不一定能执行到手。”正是因为司法体制的不健全，使得某些有权有势的人可以钻空子，而底层民众却很难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胡贵也从打工者做起过，他懂得打工者的不易，所以他从不拖欠工人一分钱，但是他却常常被建筑公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克扣他的工程款，实在克扣不了的，就找他“借”。胡贵想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要回工程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恶意拖欠胡贵工程款，无故克扣胡贵的钱的老板们不受法律的制裁，而胡贵却因为讨要工程款将人打伤而被关入监狱呢？剥夺那个经理的生命健康权是犯罪，那么那个经理恶意拖欠工程款就不是犯罪吗？同样是犯罪，为什么只有处于底层的胡贵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不禁让人疑惑，法律到底是对谁的权利的保障？法律到底是保护哪些人的权利的？在司法体制不健全的社会里，生活在底层的弱者不仅难以借其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常常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除了对司法体制的不健全进行了控诉，《大嫂谣》中也揭露了许多社会的阴暗面。“我”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报社，这是一家娱乐报，文章从来都是从网上下载，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同事吃喝陪局长打牌。村里外出的打工者往家里寄的钱，邮局规定必须是村长去领取，村长要收取百分之三的跑腿费，然后是邮局和村长按照2:1的比例将这百分之三的钱分了。房价一直不停地疯涨的原因之一是政府以各种理由征地，卖给大包工头，大包工头再将地转包给二包工头，二包工头再转包给三包工头，每转包一次，包工头们就从中获得暴利一次，地价也涨高一次。就这样，一直转包到地价高得再也转包不出去，才由最低级的包工头开始动工。这时，土地的价格已由最初的价格一路飙升了很多倍。六合彩在我国大陆不准销售，但是电视上却转播开奖过程，六合彩的庄家和公安私下勾结，对于六合彩的违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除了这些，还有许多的社会阴暗面也被罗伟章揭露了出来，例如传销、恶意拖欠工程款、学校里多的吓人的“苛捐杂税”、城里人对打工者的蔑视以及对他们的人格的侮辱等等。社会阴暗面中所体现的不公最终受伤的还是底层的弱势群体。罗伟章通过对这些社会阴暗面的描写，不仅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现实的良知，用文学作为一种批判，介入现实，希望通过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实现对社会的疗救，也体现了作者对底层民众的终极关怀。 罗伟章是一名真正敢于面对社会现实的勇士，他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当下底层民众艰苦生活的画卷，也揭露了造成底层苦难的真正原因来自于社会的阴暗面。他对《大嫂谣》的书写看似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故事，但实则是对社会问题暗流涌动的大胆揭露，他以这样的方式提出社会现实问题更能引起人们反思。 （责任编辑 张海鹏）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a5b87d8fa0f76c66137ee06eff9aef8941e48e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