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践论》的写作背景及其意义 (2013-12-17 16:45:54) 转载▼ 一部不朽著作的背后，往往深藏着一段痛苦的历史。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作的诞生都印证了这个观点。毛泽东十分赞赏司马迁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对司马迁的这段话，毛泽东曾经感受极深， 广为宣传，是因为如他本人所说： “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他曾受到过错误路线的压制排挤，被贬职靠边站过。抗战初期，他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发愤之所为作也 ”。说《实践论》是“发愤之作” ， 那么“愤”从何来呢？那是因为当时 随着王明 “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这些喝过苏联“洋墨水”的人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鼓吹“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 ， 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 ” 、“右倾机会主义 ”等等，最终导致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造成重大的损失。除此之外，缩小，最后丢个精光，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心痛、愤怒，却无能为力。直到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央的错误领导，确立他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使党和红军有了转机。“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鄙视、讥讽，毛泽东没有忘记。 他到处找马列的书来读。甚至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担架上还在读《反杜林论》。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有了相对安全的环境，读书条件显著改善，读书时间相对增多。为了批判王明们的“左”倾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他自感“我的工具不够”，“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 而以哲学研究为主”。凡是在延安能找到的马列哲学著作和有关读物， 毛泽东都找来读； 在延安没有的，他写信请在“外面“（即国统区大城市）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买来读。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在 1937 年 5 月出版后，毛泽东收到作者寄来的书，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他对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评价也很高，读后还作了 3000 字的详细摘录，写信对艾说，这“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 。除此之外，他还读了大量的哲学方面的书籍，这为他写《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经过认真准备后， 1937 年 4 月， 应抗日军政大学邀请去给学员们讲授哲学， 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共讲了 100 多个小时。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稿子，由红军总政治部把提纲整理出来，经他本人同意，油印发给了学员。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早油印本封面注明的时间是“1937 年 9 月印”，《实践论》 是这个《讲授提纲》 第二章“辩证唯物论” 的最后一节。 意义：《实践论》是为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点 “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 《实践论》正式发表后，在中国、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批判 “左”倾错误的哲学总结， 又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它不仅是毛泽东个人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 而且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璀璨明珠，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d2534aaf12d2af90342e6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