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背景：一部不朽著作的背后，往往深藏着一段痛苦的历史。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作的诞生都印证了这个观点。毛泽东十分赞赏司马迁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对司马迁的这段话，毛泽东曾经感受极深， 广为宣传，是因为如他本人所说：“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他曾受到过错误路线的压制排挤，被贬职靠边站过。抗战初期，他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发愤之所为作也”。说《实践论》是“发愤之作” ， 那么“愤”从何来呢？那是因为当时 随着王明 “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这些喝过苏联“洋墨水”的人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鼓吹“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 ， 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 ”、“右倾机会主义”等等，最终导致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造成重大的损失。除此之外，缩小，最后丢个精光，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心痛、愤怒，却无能为力。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央的错误领导，确立他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使党和红军有了转机。“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鄙视、讥讽，毛泽东没有忘记。 他到处找马列的书来读。甚至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担架上还在读《反杜林论》。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有了相对安全的环境，读书条件显著改善，读书时间相对增多。为了批判王明们的“左”倾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他自感“我的工具不够”，“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 而以哲学研究为主”。凡是在延安能找到的马列哲学著作和有关读物， 毛泽东都找来读； 在延安没有的，他写信请在“外面“（即国统区大城市）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买来读。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在 1937 年 5月出版后，毛泽东收到作者寄来的书，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他对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评价也很高，读后还作了3000 字的详细摘录，写信对艾说，这“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除此之外，他还读了大量的哲学方面的书籍，这为他写《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经过认真准备后，1937 年 4 月， 应抗日军政大学邀请去给学员们讲授哲学， 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共讲了 100 多个小时。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稿子，由红军总政治部把提纲整理出来，经他本人同意，油印发给了学员。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早油印本封面注明的时间是“1937 年 9 月印”，《实践论》 是这个《讲授提纲》 第二章“辩证唯物论” 的最后一节。 主要内容：《实践论》具体地论述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论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它指出，人们的认识运动，首先经历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即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 第一次能动的飞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的飞跃，是更重要的飞跃。它还深刻地指出，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是“左”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它强调指出，人的认识过程反复经过这两次飞跃，对于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的认识运动还没有完成。人类认识发展的全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经典名句：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2.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3. 人们经历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与外界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 4.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5. 概念同感觉，不单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 6.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7. 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8.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9. 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58c385e0b6daa58da0116c175f0e7cd1852518e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