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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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传》人物——宋江之形象

姓名:范国荣 学号:2012404115

摘要:《水浒传》复杂而矛盾的接受史源自于该书丰富的文化内涵,大体而言,儒文化和侠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主干。基于理性精神的儒家文化和基于感性冲动的侠客文化,既矛盾又统一地存在于宋江等主要人物身上,使个体的心理结构呈现为一种血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秩序。这是《水浒传》中儒、侠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

关键词:儒文化 侠文化 理性血性

正文:

一、宋江儒文化的心理内容

在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中,《水浒传》或许是最惹争议的文本之一,自其诞生之日始便聚讼纷纭,至今未有止歇。仅就该书主旨命意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宋江形象的研究来看,已经林林总总,异说不下十数种,有些分歧还相当大。大致而言,明清两代或主“忠义”说,认为宋江是“忠义之烈”;或主“诲盗”说,认为宋江是欲取赵宋而代之的“奸雄”,前者以李贽为代表,后者以金圣叹为代表,两者存在较严重的对立。建国以后,虽然受到政治功利、庸俗社会学等不良学风的影响,《水浒传》研究一度沦为政治斗争的传声筒,但总体成就上是大为进步了,各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为大家所采用,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经过驳难和讨论,学界大致认为“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和“市民”说立论较合理,而且互相之间存在互补的空间。应该说,《水浒传》是一部相当复杂矛盾的书,在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如宋江形象、梁山起义的性质上,任何阅读者都能分明地感受到这些矛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现它,而是如何解释它,文只从主要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的角度,来探讨小说存在矛盾的原因。

欲解读《水浒传》一书,必先解读宋江其人,但宋江又是个极为复杂、不易解读的人物。金圣叹感叹:“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第35回回评)。于是,有许之为“忠义之烈”的,有斥其为奸雄假人的,有赞颂其人民性、革命性光辉的,有批判其妥协投降的,分歧之大恐怕为其他古典小说人物所没有。张国光还提出了“两个宋江”的命题[1。其实,宋江还是一个宋江,只不过其心理结构上有两个价值尺度,它们有时和谐有时悖逆地存在于宋江身上。

二、侠的帮派性

宋江身为县衙押司,却从小“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18回),况且在衙门中办事,多有结识江湖好汉的机会。结识的方法无非一是仗义疏财,尽力资助;二是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而开脱人罪。书中第18回,有一句写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就隐约地透漏了宋江因私情而枉法的消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私放晁盖。当宋江得知晁盖的抢劫案正被官府侦察


时,心里寻思的却是:“晁盖是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一个治安执法系统的公职人员却与抢劫案的首犯结为心腹兄弟,岂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既然明知道劫夺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却又冒着偌大干系通风报信,岂不是知法犯法?宋江对其中利害其实深知,所以他才在阎婆惜讹诈时,不惜将其杀死而亡命江湖。从正常的法制观念来看,宋江私放晁盖是首度枉法而错,宋江杀惜是再度犯法而错,两次举动都是只凭个人血性私情而置国家法纪于不顾。这其中体现的其实是游民社会的帮派性,是只讲敌我私恩,不讲是非,彼此认同合作的帮派性,也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它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 三、侠的反社会性

例子是宋江浔阳楼上的题诗,那可不是一般的酒后醉语,而是长期被抑后的心迹表露,看他《西江月》中的:“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绝句中的:“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等句,反社会性不是异常分明吗?宋江被解至江州途中,众好汉多次欲劫夺其上山,均为其所阻,似乎颇尊法度,此处却又以“血染浔阳江口”作为一洗冤仇之快意,岂不自相矛盾?金圣叹是不以“忠义”之名许宋江的,他认为宋江就是“不轨于正义”的盗魁侠首。第57回回评指出“私放晁盖,亦谁逼之”“浔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这种基于帮派性之上的私恩私仇,对正常的社会性是具有破坏性力量的。但宋江又不是彻头彻尾的侠士,其心理基础仍然是儒家的,所以当黄文炳识破其反诗后,他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不惜以异常残酷的手段将其杀死(由李逵操刀执行)。在这里,侠的手段又做了儒的目的的护法。

《水浒传》的作者写出了宋江等人物心理性格中的互相矛盾的两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性格是两重的、分裂的,这种描写将人物写成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而且这种描写没有生活基础,没有现实根据。其实正如阿尔伯特•艾柯所说:你在哪里发现了两项对立,你就在哪里掉入了意识形态,当你将这个世界表达成非此即彼时,证明你陷在一个意识形态里。儒文化作为一种道德文化,关注的是群体间的利益平衡(当然只能是相对的平衡),它是基于理性精神之上的,很多时候要求牺牲,要求超越个体而获得群体利益的最大化,稳定的秩序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侠文化则更多地呈现个性文化的色彩,重视个人性恩与仇的对等回报,它是颇具感性、血性特点的。打抱不平者似乎也力图维持一种公正的秩序,其实那公正的标准都还在自身,所以快意恩仇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对秩序的危害。对于活生生的个体而言,既本能地存在血性喷涌的冲动,也具有道德理性升华的需要,所以个体的心理结构必然是血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秩序。宋江是如此,武松和林冲亦是如此。李逵似乎比较单纯些,很少见其有理性束缚的时候,因而李逵形象也距离现实更远些。应该说,人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水浒传》人物塑造的复杂性,而人物形象的复杂又使得小说情节曲折,主题难解。儒、侠文化是《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的两根思想主干,它们都鲜活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性格形态之中。

参考文献:2、朱一玄 水浒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1980. 3、侯会 水浒源流新证 华文出版社,2002. 4、聂绀弩 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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