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二三考 “昭君出塞”历来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团结和各族共同发展的一段佳话。王昭君，名嫱,是西汉元帝时(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宫女。南郡秭归 (今湖北省秭归县。时兴山县未单独建制，属秭归)人，以“良家子”被选入宫。她因出塞远嫁至漠北的匈奴，为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珊之阏氏，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汉与匈奴两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而名垂史册，留芳千古。 但是，王昭君出塞的具体路线又是怎样的呢？ 她的交通工具呢？ 众所周知，昭君是随同呼韩邪单于一起前往漠北单于庭的。在汉朝举行的欢送仪式中，昭君举止从容，态度大方。《后汉书·南匈奴传》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在呼韩邪临别大会上，昭君容貌丰美，服饰漂亮，使汉宫为之增光、生色!顾影徘徊，使左右为之肃然起敬！ 昭君出塞时所经的路线，史无明文，但线索不难找出。史载呼韩邪单于在宣帝甘露三年 (公元前51年)第一次从漠北入汉之时，汉朝派兵在他经过的七个郡境沿途护卫，并表示欢迎。 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胡三省注的考订，那七郡就是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至国都长安。若以当时各郡治所为准，则所经约今内蒙古的包头市、杭锦旗、东胜县、陕西榆林县、甘肃庆阳县，而至陕西西安市。呼韩邪从漠北第一次来汉既经由这条路线而来，那末，他在公元前33年入汉及后偕同昭君返回漠北，也取道这条路线，是很自然的。 昭君出塞是不是骑马前行，史未明载。但历代描绘昭君出塞的图画，大都把昭君画成如下的形象，头戴红暖兜，身穿红斗蓬，骑着白马，怀抱琵琶。匈奴是"以马上战斗为国"的部族，马是匈奴人的交通和战阵的主要工具，而且适应塞北草原的地理环境，昭君随同呼韩邪单于返回漠北的单于庭时，骑马前行，自属有此可能。北周庾信的《昭君辞应诏》说:“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唐朝李商隐的《王昭君》诗也说，“马上琵琶行万里”。可见很多诗人都推测昭君是骑马出塞的。 昭君出塞除了骑马之外，是否也可能骑骆驼?匈奴地区不仅盛产马匹，同时也盛产骆驼。这在《史记·匈奴列传》和《盐铁论·力耕》篇中都是有记载的。因此骆驼也是匈奴人日常应用的交通工具。因而昭君出塞，也不是不可能骑骆驼。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和王介甫明妃曲》中说，“胡雏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白橐驼 (即骆驼)，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元曲家张可久在《越调·寨儿令·题昭君出塞图》中说：“送琵„„琶三两宫娥。翠车前白橐驼„„”。明代民歌中，无名氏《时尚急催玉·王昭君》说:“王昭君出汉宫，„„亲去和番，骑着一匹骆驼；一匹骆驼碧蓬碧蓬把都儿在后面赶。”清人吴伟业的《戏题仕女图》中《出塞》一诗也说:“玉关秋尽雁连天，碛里明驼路几千。”这幅画是什么时代画的，吴伟业没有说明，但画面上却是昭君骑着骆驼在沙漠中行走。回溯清朝初年， 漠北的蒙古人前往北京，很多都是骑骆驼去的。根据朝鲜人写的《稼斋燕行日录》的记载，他们在塞北通往北京的道路上，经常遇见骑着骆驼前往北京的蒙古人。可能由于清初骑骆驼在塞外行走的人愈来愈多，故清代画昭君出塞图的画家，便把骑马改画为骑骆驼。 匈奴人的交通工具不仅有马，有骆驼，而且有车。匈奴人广泛应用车辆作为军事运输和日常交通的工具，在文献中是有明确记载的；《盐铁论·散不足》篇说："胡车相随而鸣"。所谓 "胡车"，就是匈奴车。《汉书·杨雄传》载《长扬赋》说："砰《音奔温》，破穹庐"。也就是匈奴车。匈奴人在汉张掖郡(今甘肃张掖县一带)地区还有专门制造车辆的工场，匈奴人拥有的车辆特别多，往往在作战时，一次损失，为数就达千余辆以上。因此昭君出塞时，是否也可能坐车?北宋政治家王安石说：“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语琵琶心自知”。著名词人秦观说：“汉宫选女适单于，明妃敛袂登毡车”。元代词人张翥也说：“队队毡车、细马，簇拥瘀氏如画。”都是推测昭君出塞时并非骑乘，而是坐车。揆之情理，昭君出塞时，以坐车较之骑乘为接近事实。因为昭君平素深居宫中，何能骤然懂得骑马或骑骆驼?且从汉都长安至漠北的单于庭，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所经沙漠地区，大多“黄云紫塞”“掠地惊飙”，何能象习惯于马上生活的匈奴人那样、可以长期“人不弛弓(不松弓弦)，马不解勒”地奔驰?故秦观、张翥之说虽乏文献可考，但也可信为合理之言。 昭君是以一个良家子被选入宫，为了个人，也为了汉匈两族的团结友好，自愿充当汉族的“和亲使者”，出嫁到塞北的匈奴，肩负起朝廷交给她的为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团结友好关系的重大的政治使命。为了完成她的使命，她不仅在匈奴安心生活，而且不惜忍受一定的委屈 (从胡俗，再嫁给呼韩邪的长子)。在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团结友好的关系上，不仅起过一定的作用，而且还给予汉匈两族留下深远的影响。因此她的出塞是一件富有历史意义的事。她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她的形象是光辉的。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07fbc5ba1c7aa00b52acb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