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考古学与复杂社会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动物群分析（Faunal analysis）或动物考古学已经开始成为考古学领域中发展最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人们对动物考古学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动物遗存是最常见的考古材料之一。动物考古学对于研究狩猎、采集以及早期食物生产社会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动物遗存已被用于研究上新世和早更新世人类的狩猎和食腐行为、狩猎技术的演化以及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动物驯化。然而，利用动物骨骼遗存对更复杂的社会进行研究的兴趣日渐增长，例如公元前四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或18世纪的北美。虽然研究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的动物考古学家主要的兴趣在于重建生存行为和古代经济，但那些研究复杂社会的动物考古学家必须提出更广泛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复杂社会的生业概况可以容易地通过非考古学的途径进行重建。正如Gamble（Gamble 1982：161）指出的：“乍看之下，通过动物骨骼的研究重建史前时代晚期的动物经济似乎并不重要。它不像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驯化和殖民那样激动人心，刺激着研究者记录定居社会（domestic community）历史上某些新的‘第一次’，反而似乎看起来很枯燥。”我们无需仅仅是为了确定18世纪新泽西农民饲养家牛，或者青铜和铁器时代的黎凡特农民饲养绵羊和山羊，而进行精心设计的动物群分析。 为了对人类学作出有价值的贡献，通过分析动物群来研究复杂社会的学者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动物和动物产品如何用于贸易和交换？动物遗存能否用于识别社会地位和族属的差异？本文将考察已应用于复杂社会研究中的一些分析动物骨骼遗存的方法，确认对这些复杂社会研究至关重要的各种动物考古学方法和技术，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 关于复杂社会演进的考古学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家形成过程（Johnson 1973；Wright 1981）或城市发展过程（Adams 1966，1981），因为这对于探讨文化复杂化的出现至关重要。新近的许多动物考古学研究（Zeder 1988a； Galvin 1987； Wattenmaker Stein 1986）表明动物遗存有助于理解城市的发展过程（urban processes）。然而，我不想把这篇综述仅限于那些可以被确认为是城市国家的社会，这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操作上的原因。从理论的角度说，复杂酋邦和早期国家之间的界线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仅仅根据考古学标准区分酋邦和国家是非常困难的（Service 1975：304）。由于呈现出社会等级分明、具有规律而广泛的长途贸易网络、手工业专业化、复杂的多层级聚落等级等特征，复杂社会（即酋邦和国家）在考古学上可以与简单的狩猎—采集社群和农业社群区分开来。因此本文在综述时把所有复杂社会作为一个单一的群体来处理似乎是合理的。 也有一些很现实的原因使得这篇综述不限于国家层次的社会。在旧大陆，有一大批具有创新性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是在欧洲史前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出土物的基础上做出的。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大多数社会可能更应当被划分为酋邦而不是国家，并且这其中的许多社会显然并非城市社会。如果没有关于欧洲动物资料的某些讨论，这篇综述就必然不完整。 虽然我已经尝试在世界范围内去审视动物考古学在复杂社会研究中的作用，但这篇综述绝无法做到在讨论的地理区域上保持平衡。显然，来自近东、欧洲和北美历史时期的动物群研究，比来自中美洲、印度河流域和埃及的研究更加详细。这些地区性的差异很可能出自若干不同的因素。在欧洲，考古学的动物群分析具有悠久的传统，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一些著名的例子包括Rutimeyer（Rutimeyer 1866）对瑞士湖上居址的动物遗存分析，还有Pitt-Rivers（Pitt-Rivers 1887，1888）对发现于克兰伯恩蔡斯（Cranborne Chase）的几座罗马—不列颠村庄遗址Woodcuts、Woodyates和Rotherley中的动物骨骼详细的描述。无论在近东还是南美高地，人们都对动物驯化研究充满兴趣，这一兴趣也激发了人们研究这些驯化的家养动物在更晚的复杂社会中的作用。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38c7f9158cfa1c7aa00b52acfc789eb162d9ee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