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咏史怀古诗中的明妃情怀 摘要：昭君从汉代出塞以来，就常常成为文人抒发感情的对象。到了唐代，咏史怀古诗的盛行，更使昭君出塞的意义得到丰富。诗人们通过对昭君的咏叹表达政治上的态度，人才被埋没的痛苦和华夏与外族文化上的隔阂。此外，诗人们对“青冢”这一意象也存在共鸣，使昭君这个典型形象更加鲜亮，永不逝去。 关键词：昭君 政治意义 人才埋没 文化隔阂 青冢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在传统的文化中就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历史感”。这种强烈的“历史感”长期以来就孕育出一种独特的诗歌类型——咏史怀古诗。在《文镜秘论府·文意》中把咏史诗与怀古诗作了以下不同的解释：咏史诗是“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的诗歌；怀古诗是“经古人成败（之地），咏之”的诗歌。但两者区分的标准，自古以来，又不那么泾渭分明。两者同是以史为鉴，抒写的都是由历史上的人、事、地等引起的情感体悟、哲理感悟和艺术想象。虽然怀古诗出现的时间较咏史诗晚，但可以把怀古诗看作是咏史诗发展演变过程中对自身的丰富与发展。 诗歌这一文学题材，在唐代时已进入鼎盛阶段，咏史怀古诗也在这一阶段逐步走向成熟，纵观唐代的咏史怀古诗题材，已不再单纯表达诗人对历史的客观感叹，而更多的融入了诗人自身的不同情况和个人情怀，唐代的咏史诗无论是历史遗迹，还是古代圣贤，都可以引发诗人们的兴趣，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诗人们的情感特点。在诸多的吟咏对象中，得到全方位拓展的传统题材便是王昭君，史书中关于昭君出塞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匈奴传》:“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上谷以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本是汉元帝选入宫中的女子，但入宫多年都不曾得见天颜，在匈奴单于向汉朝提出和亲时，王昭君自愿请求到荒凉的漠北和亲，明妃王昭君这种独特的悲剧意义和无畏气魄的典型形象便深深的植入作家的心里。诗人们往往通过对昭君的感叹和同情来表达深刻的情感认知，寄托自己的观念和理想。在昭君的问题上，体现了传统文人十分复杂的心态，即满怀一腔为国的热情，又有着怀才不遇的寂寞，这一心态构成了唐代昭君诗中所蕴含的不同艺术特征和复杂的个人情怀。 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在许多诗作中，诗人们是通过吟咏昭君来表达对和亲政策的看法。其实和亲政策不是始于昭君，昭君也不是这种政策的终结者，昭君的身份只是众多和亲女子的代言人而已，而纵观王昭君的一生却比其他和亲女子辉煌的多，据范哗所著《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述：“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排徊，鋉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句奴，生二子。呼韩邪死，其前阔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软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阔氏焉。”在王昭君嫁给呼韩邪之子后，又生育二女，王昭君所育子女都为汉匈和平作出了贡献，从文献记载来看，王昭君深得匈奴两代帝王的宠爱，这对于一个女人的一生也算做完美。但唐代的诗人对于王昭君的和亲之路往往流露出悲剧和同情的色彩，并往往通过对昭君悲剧的 同情，来委婉地表达出自己对和亲政策的否定。这种否定上升到一定程度，又表现出诗人们对朝廷软弱和屈辱的不满，核心直指统治阶级。如张祜的《昭君怨二首》其二：“汉庭无大议，戎虏几先和。莫羡倾城色，昭君恨最多。”有的则是讽刺朝中无人，堂堂大汉王朝竟然靠和亲来求得片刻和平，汪遵的《昭君》：“汉家天子镇寰瀛，塞北羌胡未罢兵。猛将谋臣徒自贵，蛾眉一笑塞尘清。”正是这一情形的写照，而历来持这种观点的也为数不少，徐夤《明妃》：“不用牵心恨画工，帝家无策及边戎。”也是对满朝文武，面对外族入侵，束手无策的讽刺。也有诗人是从和亲只会养敌之力这种观点来否定和亲政策的，如苏郁的《咏和亲》：“关月夜悬青冢镜，寒云秋薄汉宫罗。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当然对和亲政策持肯定态度的也不乏其人。在这样的诗作中，昭君往往擦干眼泪，不再是具有悲剧色彩的形象。诗人赋予她的赞美多于同情，张仲素在《王昭君》：“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中，一反昭君远嫁的悲苦愁绪，从国家、全局、人民的角度，对昭君的和亲远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明妃昭君作为和亲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反思与咏叹。昭君从此成为了民族政策的象征。但在唐代的诗歌历史中这种持肯定态度的诗人还是有限，很多诗人还是通过对昭君和亲遭遇的咏叹来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怀。 昭君历来受到文人们的青睐，除了政治上的意义，也代表着千百年来人才被埋没的共同悲剧。“美色”之于昭君，就如同“才情”之于士子，这是他们赖以取得君王赏识的资本，也是他们不甘自弃的根本。无论是对悲剧氛围的渲染，还是对悲剧原因的追究，诗人们都是为了突出昭君的“不遇”，诗人们对昭君的美貌之所以提及，并不是单纯的欣赏，而是在于她的美貌自误，这一点又与士子的“儒冠多悟身”之叹相暗合。由于美女、贤士的竞争力较强，因而在他们没有遇到君主之前，就遇到阻碍重重。同时，美女、贤士不得志于君主，美貌、才能终被埋没，岂不是更富悲剧意味。在这一点上，诗人们从昭君的身上找到了共鸣，他们从自己的身上看到了屈原的影子。“士不遇”的传统观念与昭君的主题在这里合流。许多诗作是揣摩昭君出塞的心态，崔国辅《相和歌辞·王昭君》：“一回望月一回悲，望月月移人不移。”正是道出昭君离开时的悲愤和哀怨，诗人以这种心情来塑造昭君形象，更显示自己被贬，才能不能尽显的失落。昭君的形象意义在人生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诗人们对昭君悲剧之所以历代沿袭，不只是哀其远嫁异域，终老他乡，在昭君的故国之悲，思乡之切之中，更有一种文化上的隔阂和尊卑之别。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出大汉民族的民族观，它源于先秦的儒家夷夏观。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文化强调夷夏之别，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这种思想下，匈奴在中原华夏民族眼中是蛮夷之地，未经开化之邦。如沈佺期《王昭君》“薄命有骄虏，无情是画师”，白居易《青冢》“异类为配偶，祸福安可知。”“骄虏”、“蛮夷”、“异类”、“胡虏”、“虎狼”，这些明显带有侮辱字眼的称呼，体现了儒家文化强调华夷之辨，唯我独尊的大汉民族心态以及文化的优越感。陆龟蒙在路过无名宫人的墓地时有诗说：“须知一种埋香骨，犹胜昭君作虏尘。”认为昭君虽为匈奴阏氏，还不如在汉宫终年不见天日，默默终老的无名宫女，显然是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诗中对音乐的描写也可以看出这种文化隔阂，李商隐的《王昭君》：“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千载琵琶做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这里“琵琶”已经超出了自身的意义，而带有一种文化选择，已经被充分象征化了。 文化上的差异与隔阂必然导致作家们心理上的不平，而这也成为了一种时代的局限。 诗人们对昭君的咏叹除了昭君本身以外，还对“青冢”情有独钟。据学者林楷闲统计，《全唐诗》中涉及昭君的诗多达百首，其中涉及“青冢”这一意象的有三十三首，占吟咏昭君诗歌的四成左右。诗人们咏怀“青冢”多是抒发对社会的不满和对怀才不遇的愤懑，这与咏叹昭君有相似之处。除此之外，还抒发了诗人们的羁旅思乡之苦，他们借昭君远嫁胡虏之地，克死异乡抒发自己背井离乡，羁旅飘零之感，杜甫《咏怀古迹其三》“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一句道出了作者远离故土洛阳，虽不像昭君远嫁，但对故乡可望而不可即的心情当与昭君一致，思乡之情跃然纸上。李益《野田行》中“寒狐啸青冢，鬼火烧白杨。昔人未为泉下客，行到此中曾断肠。”也有相同之处，漂泊孤独之感溢于言表。 正是由于诗人们根据自己不同的感悟，对昭君抒发不同的情怀，王昭君这位汉朝时期的历史人物被诗化为一位具有丰富而多重文化内涵的文学形象。明妃昭君虽已远去，历史不复再现，而昭君作为一个丰富生动的艺术典型，将承载着诗人们对她的咏叹，在历史的长河里永远不会逝去，她的形象将永远鲜活亮丽。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77dd247deccda38376baf1ffc4ffe473368fdd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