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家庭问题和男女关系的探讨 《偷情家族》（以下简称为《偷情》）是林常树导演的第三部作品，而他的处女作是1998年上映的《处女们的晚餐》。《处女们的晚餐》刻画了二十几岁未婚女性的爱与性生活，此片通过正面探讨女性的性爱折射出了新一代电影导演开明的价值观和独特的视角。林常树导演避开了男性的视线以女性的视角阐述了有关‘性’的问题。他通过标新立异的方式对女性性爱的描述引起了影视界以及学术界的关注。 2003年，他的第三部作品《偷情》的上映使他又一次成为焦点导演。研究者们纷纷就此作品开始对家庭问题和男女关系提出疑问。《偷情》再次证明，林常树的作品既凸显了导演前卫的价值取向又显示了作品本身的研究价值。 《偷情》可谓《处女们的晚餐》延长线上的作品。这部作品不仅视角新颖而且凸显了对女性外遇的问题意识。影片虽然描写了属于老一代人的婆婆炳汉和新新人类儿媳浩静的外遇故事，但影片并没有受传统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约束，而是反映了当代已婚韩国女性追求个人幸福和价值的欲求及其价值世界。但目前大部分的研究把着重点放在了对韩国的家庭问题和男女关系的探讨，而对女性的个人化问题和对家庭制度的涉及则比较鲜见，研究者对此现象一直心存疑问，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后者的探讨解答这一疑问。www.aikanmov.com 从表面上看，《偷情》虽然描写了一个大家庭的故事，但实际上是在讲述缺失了感情纽带关系的家庭成员的故事。影片中的这个家庭表面上维持了近代以来形成的核家族结构，实际上没有人在这个家庭里找到归宿感， 没有人履行丈夫的责任、妻子的义务，他们构成了一个“奇异”的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只是忙着充实个人的生活、追求个人的幸福而无暇顾及这个家庭。影片里也不存在婆媳矛盾。浩静反而像朋友一样倾听婆婆的恋爱故事，当婆婆决心和男友一起移民国外时，她非常温情地与之拥抱表示理解，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祝福婆婆生活幸福。这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祝福——对一个不顾丈夫死活、在丈夫死后就迫不及待地再嫁的女人的祝福，这在常人眼里也许不可思议，却体现了浩静开明的价值取向以及她的人性之美。她对丈夫永绰谈起婆婆的时候说，“你妈妈真的很棒，很可爱” 。这是她对婆婆的高度评价，也表现出了对婆婆的敬爱之情。 对于重病在床而且从妻子和儿子那里得不到任何关爱的公公，浩静则表现出了关爱与同情。这与传统的家庭里男尊女卑式的儒家礼仪无关，而是一个人充满人性地对待另一个人。浩静所展示的这种宽容与慈悲，不仅来自她个人的修养，更是因为她摆脱了近代家庭制度中强迫性的责任与义务、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的前提下而成为可能。 浩静的这种形象显然与韩国社会传统的妻子或儿媳大相径庭。在家屈服于丈夫的权威、对公婆绝对服从的韩国女性是否已不再存在？这里我们暂且抛开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管，“浩静”这个角色至少让我们预见了韩国已婚女性个人化的前兆。她在丈夫面前称婆婆为“你的妈妈”，而当丈夫问及自己的隐私时，她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冷淡地反驳，“闲事少管，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这种谈话方式和语气透露了她并没有把丈夫和自己划在一个统一的集体范围之内，而暗示了各自独立的生活空间和社会定位。www.3gdianyin.com 但是“浩静”这个人物所映射的韩国的个人主义和西方文化里所指的个人主义不尽相同。“追求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在产业化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经济的发展而且确立了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主义。”与此相比， 韩国的核家族结构则构建于资本主义和儒教价值体系所结合的家父长秩序之上。 在这种家父长式的核家族制度结构之内，个人、特别是女性的自由和自主一直不被承认，作为个人的价值也很难实现。 但是，《偷情》里的家庭结构却不同于韩国的一般家庭。特别是作为一个妻子、一家的媳妇，浩静在家里保持着比较自由的状态，这既酷又很独特。而且她以打零工的方式保持着经济的独立，这种经济上不依赖丈夫的生存方式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她的独立意识。 对于丈夫的外宿，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而尽可能地充实自己的个人生活。骑自行车在小区里消遣，晚上一个人去登山、或者独自深夜野营。这体现出她不依赖他人、也不在乎他人的视线，保持着精神上的独立。www.uukdy.com 在性生活上，浩静则极其开放，结婚前曾跟数个异性发生过性关系，还一再和朋友强调比自己年龄小的男人不错。在与丈夫的性关系中得不到满足时，她不顾女性的羞涩在丈夫面前便以自慰自足。对她来说，性关系并不是需要在男人面前展现的性魅力，也不是对夫妻感情的检验，而是满足自己生理欲望的一个手段而已。保尔·米歇·福柯认为，对性愉悦的追求是善待自己的一种方式。这么说来， 她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谁也无可非议。 此后，年幼的儿子被歹徒杀害。当得知儿子的遇害和丈夫的外遇有关联时，她对丈夫彻底失去了信心， 偶然的一个机会和毗邻而居的一个少年相识并相互倾吐心声，进而发生了关系。 甚至，在她和这么一个未成年发生性关系时，导演的视线并未予以否定。 肯定并使个人的欲求得到保障的西方社会体系建立在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之上。与此相比， 在家庭主义和对道德的要求仍然颇强的当今韩国社会，个人主义的实现无疑是一个疑问。 “浩静”这个人物出现在如此的韩国社会无疑是超出一般人想象之外的。特别是， 影片的最后，当浩静怀上邻居少年的孩子，随之向丈夫提出离婚的安排，更是给韩国男性一个致命的打击。和中国不同，几千年来，韩国的家庭一直保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结构，女性因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而从未尝试过独立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浩静的选择，不能不使我们震惊。 当然，她终究是以打零工来维持生活，这样的生活状态使我们很难看到她光明的未来。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影片中这种结构安排本身所包含的意义是值得回味的。即，它告诉我们，个人的独立， 自主选择和责任以及对自身能力的自我开发意识已不再是男性所固有的东西。女性已不再是需要男性保护的存在，女性的地位不再是在与男性的关系中所决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个人主义在韩国女性和青年一代中扩散，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开始要求社会尊重个人的选择和自主。这种要求虽然早已是时代的趋势，但仍然被超社会的价值，即家庭主义所束缚，现今女性的这种要求便是摆脱这种束缚的一种尝试。 浩静的婆婆“炳汉”这个人物也是如此。嫁给了一个落魄他乡的、失败的作曲家昌根，但从来没有感到过幸福，患有过度的酒精依赖，再加上15年和丈夫没有过性生活，对这种生活早已厌倦至极的她不顾丈夫重病在身，和小学同学谈起了恋爱。如果在从前，把丈夫丢在病床而只顾自己搞婚外恋的女性无疑逃不过社会的谴责和非难，但影片中炳汉的形象却很是理所当然。“最近感到真像长大了一样，既然人生是我自己的，那么就要真实地活着，否则就白活了。”对她来说，为了家庭而牺牲或奉献自己的生活方式已不再有可取价值。她开始拒绝像妻子的义务、母亲的角色这种按照家庭的地位来给自己定位的方式。她开始觉悟并追求自身价值以及个人幸福，并很淡然地向家人宣布要离家出走。面对母亲的宣言，儿子永绰手足无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反而作为儿媳的浩静表示出对婆婆的理解和支持，并祝福婆婆幸福。此后，连浩静也选择了离家出走。这样，两个女性的离家出走等于宣布了对原有家庭制度所要求的相应角色的拒绝，同时也象征了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 与公公昌根的死亡，丈夫永绰的彷徨相比，两位女性显示出了超常的镇静和从容，并且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以及精神上的归宿。婆婆与男友移民海外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儿媳浩静则不顾怀孕在身选择了独立的单身生活。这种选择表明了女性在拒绝男性权力的保护以及他们施与的爱情， 这在追求经济的独立以及精神上自我重构这一层面上具有积极意义。即，两位女性传统家庭的解体中得以自我重构，进而也展示了家庭重构的前景。 这是长期以来产业化过程中所强调的道具性的家庭主义以及内在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对立、对抗而造成的社会矛盾的体现。可以说，《偷情》这一作品针对压制女性、子女个性的韩国家庭主义价值体系提出了疑问。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这部电影强调了在近代核家族的解体与重构的过程中女性的作用，进而揭示了在家庭关系中女性个人主义的深化趋向。在此可以看出，导演对于已婚女性外遇行为中所体现的性的自主性以及个人主义不仅表现得相当包容和大度，而且比较乐观地揭示了她们的未来。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a9efc15650e52ea551898e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