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与历史读书笔记7 第六章之施特劳斯论柏克 柏克承认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未订立契约的人们”拥有自然权利；在自然状态下，每一个人都具有“自我防护的权利，这是自然法的第一要义”，拥有支配自己的权利，亦即“为自己作出判断，强调自己的理由”的权利，甚至具有“对所有事物的权利”。人们天性的一切向往都脱离自然状态而指向公民社会：成其为真正自然状态的，不是“粗鲁无文的自然状态”，而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乃是“习俗的产物”，或者是“一项契约”。 公民社会的宗旨是要维护人权，尤其是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只有经由德性、经由“德性对激情所施加的限制”，幸福才能获致。因此，对理性、政府、法律的服从，或者“对人们的限制，与他们的自由一样，都应被视作在他们的权利范围之内”。人们的意志必须一直置于理性、审慎或德性的主宰之下。柏克从而是在“对我们义务的服从”中、而不是在“虚幻的人权”中来寻找政府的基础的。于是，他就否认了那种认为我们的一切义务都来自于同意或契约的立场。政治权力或者参与政治权力并不在人权之列，因为人们有权拥有一个好政府，但是在好政府与由许多人主宰的政府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的关联。某一特定社会中最适合与满足人类欲望、提升那一社会中的德性的宪制就是合法的；它那适合的性质不能由自然权利，而只能由经验来加以判断。柏克并未拒绝这样的看法：一切权威的最终来源都是人民或者主权最终来自人民，或者一切权威最终都源自从前“未曾订约”的人们所达成的一项契约。然而他否认这些终极真理或半吊子的真理在政治上有什么太大的干系。既然公民社会的职责在于满足欲望，那么既定的宪制的权威就更多地来自于它在许多世代中的造福人们的工作或者说是它所取得的成果，而较少地来自于原初的约定或者说是它的起源。只有区别于原初行动的时效性，能够赋予某一既定的社会秩序以神圣性，人民不是宪制的主人，而是其产物。柏克不否认在某些条件下人民可以改变现有的秩序，然而他只承认这是一种最后的权利。他之所以发对法国革命的理论家们，是因为他们将“某种势在必行的情况”变成了“一项法律的准则”，或者说是因为他们把只有在极端情形下才有效的东西当作是在通常情形下也是有效的。柏克在反对将思辨的或理论的精神注入实际的或政治的领域中时，恢复了古老的观念，按照此种观念，理论不能够成其为实践的唯一的或充分的指南。“思辨论”就其最彻底一贯的形式而论，乃是这样一种观点：实践所需要的一切光明都由理论、哲学或科学提供了。柏克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强调理论是不足以指引实践的，而且还往往会使得实践误入歧途。由此而论，历史所具有的价值只是相当有限的、从历史中“可以学到许多政治智慧”，但那只是“习惯而非定则”。历史容易让人们的理智从“当下的事情”移开，转向让他们走上歧途的类似事件，因为要阐明一个迄今为止未经阐明的情势的特殊性质，比之以人们已经阐明过的先例来对它进行解释，需要花费更加艰巨的努力。 一方面，理论可以具有简洁、一贯或精确性，这些都是实践的智慧所必定缺少的。实践的智慧就总是与例外、修正、平衡、折中或混合打交道。另一方面，柏克又把理论的特征视作是“机巧”或“精微”，并认为健全的政治的特质乃是简洁明快：“精微的政策乃是混乱之母”。实践是以对于某种特殊物，或者更准确些说是以对于“某个人自身之物”的依存为前提的，而理论则是疏离的。依存于某物意味着关切它，对它在意，受它影响，或者与它休戚相关。行动者必定对于他自己的东西有所偏私，而理论家就要站在优异性的一边。实践的视野必定比之理论的视野要狭窄很多。理论因其开辟了更加广大的领域，揭示了任何实践事务的局限性，从而很容易威胁到人们对于实践的全力以赴。实践不具备理论所拥有的自由，还因为它无法等待。实践的思想是考虑到某种最后期限的思想，它关注的是最紧迫的事而非最合意的事。一切理论的“决断”都是可逆的，而行动却是不可逆的。在人类事务中，拥有财产被看作是具有所有权，而在理论上没有任何推定是有利于人们所业已接受的观点的。思辨本质上是“私人的”，它关切的是真理，而不考虑公众的意见。然而“国家的举措”或“政治问题所首要关注的并不是真理或谬误。因此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在形而上学上是真确的东西，在政治上却是谬误的。社会确实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同意并不是单单由推理就能获得的，尤其不是由纯然的对于共同生活所带来的好处的算计就能获得的，而只能是由漫长时期所滋长起来的习惯和成见才能获得，理论要拒斥错误、成见或迷信，而政治家却要运用它们。理论侵入政治，容易造成扰乱人心、使人们激愤昂扬的后果。没有任何现实的社会秩序是完美的。“思辨的探究”必定会使得既定秩序那种不完美的性质昭然若揭。倘若这种探究被引入政治讨论就会激起“人民”对于既定秩序的“不满”，而这会使得合理的变革成为不可能。对于那些超出了“各个国家和王国的理据”的思考，必须让它们止步于“学园之内，只有在那里对它们的探讨才会安全稳妥”。 柏克把“追逐财富”以及繁荣与“一系列纷纭复杂的偶然事件”以及健康的政治秩序之间的联系，视作天意秩序的一个部分；这是因为，不由人类的反思所指导的过程，乃是天意秩序的一个部分，那些过程的产物比之反思的产物在智慧上不知道要高明多少。柏克对于法国革命之为彻头彻尾的邪恶深信不疑。他指责法国革命正有如我们今天指责共产主义革命一样地强烈和漫无节制。同时，他也认为法国革命的胜利也可能是出之于天意。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adc6c785acfa1c7aa00cc9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