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_摩根索“传统权力”与约瑟夫_奈“软权力”——国际纵横策论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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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摩根索的“传统权力”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

——《国际纵横策论》读书笔记

这学期,通过阅读当代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现实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的《国际纵横策论》并对比上学期阅读的约瑟夫·《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这本书,使我对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国家权力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两人对“权力”的不同理解

虽然“权力”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但是它却很难被加以准确定义。有关权力的定义有无数个,但是人们通常把权力定义为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或者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美〕丹尼斯·朗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3页,6页)按照字典的解释,“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所谓权力,指的是一个人影响他人思想和行动的力量”“权力可以包括建立和维持人对人的控制的一切东西”“权力包含着人对人的统治”〔美〕汉斯·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第5版修订版,商务印务馆,1993年中文版,第24140页。。而约瑟夫·奈给“权力”下的定义是权力是达到自身目的或者目标的能力。Ibid., pp.25~2)从中我认为,奈的这个定义同摩根索的定义有不同之处,奈的定义强调的是运用权力的目的,即权力是达到自身目标的能力。而摩根索的定义强调的是运用权力的方式或者手段,即通过改变他人的意志或者控制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二、汉斯·摩根索的“传统权力”

关于“传统权力”也就是所谓的强权,即国家的综合实力。摩根索在其传世之作《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中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所谓强权,是指控制他人心灵和行动的能力。 如果我们谈论的不是一般的个人强权,而是“国家强权”时,指的就是“国力”即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人、影响国际事件的综合能力。在以前的国际关系领域,人们往往侧重于强调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作用,摩根索则强调了综合国力。他在该书中论述了构成“国家强权”(即“国力”)的九大方面要素⑴ 地理。这是国家强权所依据的最为稳定的因素。⑵ 自然资源。这是国家强权的另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包括粮食、原料和石油。 工业能力。现代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取决于工业能力。摩根索强调工业能力对于国家强权的重要性剧增,扩大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传统区别。 战备。战备要求有一部能支持现行对外政策的军事机器。这一能力主要来自三个因素战争技术、军事领导质量、武装部队的数量和质量。 人口。摩根索强调当我们从前述物质的、或物质与人复合的因素,转向决定一个国家强权的纯粹人的因素时,就必须区别“量”的成分与“质”的成分。按人口多寡等的论述主要属于“量”的成分;有关国民性、国民士气、外交和政府的素质,主要属于“质”的成分。⑹ 国民性。在影响综合国力的诸种有关“人”的因素中,也许国民性(民族性)是最无形的、最难说清楚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但它又确实存在,而且影响力持久深远,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⑺ 国民士气。用我们习惯的语言来说,也许可以称为“人心的向背”。摩根索强调“国民士气是国家强权的灵魂。 但在他看来,国民士气比所有其他因素都更难捉摸和更不稳定。 外交的素质。摩根索所指的是一国的全部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他认为国家强权的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外交素质。高质量的外交,会使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同其国力诸因素协调,取长补短,并吸引国家实力的潜在源泉使之充分转变为政治现实,从而大大






加强一国的强权。“外交是国家强权的头脑” 政府的素质。他强调政府的素质,作为国家强权一个独立的必备条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因素——资源同政策之间的平衡问题、资源相互间的平衡问题、人民支持问题。一国的强权不仅取决于外交艺术和武装部队的实力,也取决于它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政策对于别国的吸引力。

三、约瑟夫·奈的“软权力”

约瑟夫·奈最早明确地提出并论述了“软权力”思想,他的思想特点是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并强调“软权力”的重要性。奈的“软权力”思想提供了一种分析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地位之重要思路,它引导人们关注那些抽象和非物质性的权力因素,有助于人们克服那种过于依赖物质性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物质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他所说的“软权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culture吸引力。他所说的文化是指普世性文化universalistic culture也就是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宗教、语言、教育、生活方式、电影、电视、报纸、网络、饮食等等都可以包括在文化的范畴之内。很显然,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无疑是构成“软权力”的重要基础。在他看来,美国在这方面具有很多软权力,美国文化是软权力的重要源泉。“笼统地说,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软权力——即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何向东、杨德、唐建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前言》第5页。

第二,意识形态(ideology)或政治价值观念(political values)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同样也是难以定义的概念。奈本人在论及软权力源泉的时候,常常把“理念”ideas“政治价值观念”political values)等概念和“意识形态”概念加以混用。(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第9~12页。)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新著《软权力》中论述软权力三个主要源泉时,使用了“政治价值观念”的提法。但在该书的某些地方,他也提到意识形态的吸引力。Ibid., pp.10, 23, 50.)实际上,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是广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它们列入文化的范畴之中。

第三,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中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international norms)及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影响他人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权力,或者具有“制度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他在2004出版的著作《软权力》中,使用了“塑造国际规则”的提法。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塑造(shape)国际规则(international rules,使之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相吻合,其行为就更可能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如果它可以使用和遵循那些能够引导和限制他国自愿行为的制度和规则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胡萝卜与大棒。

四、“软权力”思想与“传统权力”思想的关系

我认为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对摩根索的“传统权力”思想的回归。






事实上,虽然过去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像奈那样把“权力”明确地分为“软权力”和“硬权力”但是他们所说的权力既有物质层面的内容,也有非物质层面的内容。或者可以说,统意义上的“国家权力”是融软、硬权力因素于一炉的。(张丽东《永远的摩根索》,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摩根索在本书中,列举了九项国家权力的要素。显然,他也是把国家权力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在上述列举的国家权力因素中,既有物质的要素,也有非物质的或精神的要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摩根索把无形的权力看得很重。他特别强调外交质量、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比如,在谈到外交质量的时候,摩根索指出“在构成国家权力的所有因素中,外交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它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决定国家权力的所有其他因素都好像是制造国家权力的原料。一个国家外交的质量将这些不同因素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给予它们方向和重量,并通过给予它们一些实际权力而使它们沉睡的潜力苏醒。 〔美〕汉斯·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第5版修订版,商务印务馆,1993年中文版)在谈到民族性格和国家士气时,他指出“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决定性性质的三项人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因为我们难以对它们进行合理的预测,也因为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的重量有着持久、决定性的影响。这里,我们不考虑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发展这一问题。我们只对这一事实感兴趣,即某一国家比另一国家更经常地显示出某种文化的和性格的因素,并得到较高的评价。 还说,“民族性格不能不影响国家权力,……俄国人的‘基本力量和坚韧性’,美国人的个人主动和创造性,英国人的不拘于教条的常识观念,德国人的纪律性和彻底性,是这些品质中的一部分,它们无论是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都要在国家成员可能参与的所有个人的或集体的行动中表现出来。 〔美〕汉斯·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第5版修订版,商务印务馆,1993年中文版,第175181页)。他在分析国家实力时,把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力量的影响看得和军事力量同等重要。摩根索还告诫人们,物质力量的顶峰不等于国家权力的顶峰,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仅凭物质力量,就可以长期把它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摩根索尤其反对把国家权力简单地理解为武力,他说“有一种倾向,试图将政治权力贬低为武力的实际运用,或至少将它等同于成功的武力威胁和诱迫,而忽略了魅力的作用。 〔美〕汉斯·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第5版修订版,商务印务馆,1993年中文版,第39页)

奈虽然宣扬软权力或非物质性权力的重要性,但也没有轻视硬权力或物质性权力的重要性,他在《软权力》中一再强调,聪明地运用权力的方式是,软硬权力并重。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p.xiii, 32, 129, 14)因此,软权力思想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那种过于关注物质性权力的简单化和物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回击,也是对传统的、同时关注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权力思想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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