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左传》的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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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左传》的春秋笔法 作者：何睿晖 来源：《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2020年第12期 《史记·诸侯十二年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以孔子所修、所传授的《春秋》为蓝本著述的一部独立史书，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完整的编年史著作。“有一个时代是春秋时代，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有一种气象是春秋气象。”春秋战国，既没有西周等级制度的严格束缚，也没有后期封建社会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正是产生于这一特定的自由时空的《左传》，让《左传》有别于后世封建社会正史代表帝王意志的史书，成为没有明确说明的“成一家之言”。因此，《左传》史笔，即左丘明记叙史实的笔法，其独特之处，在于左丘明以史心、诗心融合形成的史官职责书写春秋历史变迁，是后世史家修史的楷模，并奠定了后世基本的修史之原则和方式。 一、史心之春秋 左丘明坚持以董狐精神、南史之笔“据事直书”春秋历史。许兆昌指出：“先秦时期，史官保存文献典籍，往往不受政权兴衰更替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史官真实反映历史，即要做到“君举必书”，这不仅要求史官必须对当时所发生事件的及时记载，而且反映了史官对各级贵族的约束。左丘明正是以其独立的史官人格书写历史，而且春秋特定的历史时代要求左丘明做到透過历史现象看到历史本质。《曹刿论战》，左丘明不避讳，直书鲁庄公在战前、战时表现出的目光短浅、缺乏军事谋略。 左丘明以言事相兼的均衡史笔真实形象再现历史。在中国史著发轫之初，是以言事分纪的形式出现。刘知几在《史通·载言》中称：“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随着历史的发展，“言事相兼”的历史著作必然出现。《左传》的历史进步，是其突破了前人的分工藩篱，而且言事相兼形象地再现历史，是后代研究春秋历史必不可少的史书。“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言事相兼的历史记载模式，能充分发挥两者之长，不仅使言事相得益彰，还有助于叙述的详略有致。同样记载庄公十年的齐鲁“长勺之战”，在《春秋》只写了13个字：“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而在《左传》中却成了一篇完整而生动的《曹刿论战》的历史故事。《左传》不仅写了鲁国战前的政治准备，而且写了战场上的反攻和追击，并突出这次战争以民为先的战略战术思想，刻画了善听良策的鲁庄公和善于进谏的曹刿两人。记言与记事结合的著史方式，可以有效地展现人物个性，也清楚地交代了事件的发展动态。 《左传》的史心还体现在通过战争的叙述准确地指出春秋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当时社会本质的历史展现。《左传》并不是专门的战争史，但战争内容在书中占据首位，俨然是一部春秋争霸战争史。“全书中共记录了四百九十二起战争，加上《春秋》经上有记而《左传》无记的三十九起，经传合记大小战争五百三十一起。”“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能叙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所有的人都必须选择某种事实作为特殊的重点，每一部历史书都是根据某种观点写出来的，并且是只能根据那种观点才有意义。”《左传》的战争记载，并不是简单地记录战争这一事件，而是把战争置于复杂的春秋大背景中审视，详细地写出当时交战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外交及民心、士气等诸多因素，透过战争看到春秋大局和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质，使我们由某一战争个例就能看清一段广阔复杂的历史总貌。长勺之战，曹刿与鲁庄公的三问三答，当鲁庄公说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时，曹刿才回答“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也就是一个国君眼中有百姓的时候，这场战争财可能最终获胜，这也正是左丘明国家兴亡和国君职责“听于民”“视民如子”的历史观点。 二、诗心之春秋 刘士林在《中国诗哲论》中指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钱钟书提出“史蕴诗心”的观点。杨向奎说：“史出于巫，所以太史公司马迁自叙上及重黎。”史官文化从巫官文化中逐渐剥离出来，在这过程中，巫官文化中的神话传说、传述的诗性特点并没有消逝，而是融合进了讲求理性的史官文化之中，理性思维之中包含着诗性思维。“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木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我国学术文化虽有高度发展，但有关历史的传习也还未能脱离这样原始方式。当时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矇，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矇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所谓‘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即史官所记录的简短的历史，如《春秋》之类，还要通过瞽矇以口头传诵的方式，逐渐补充丰富起来。”可见，春秋时期，历史知识的传播是口耳相传与文字记载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同时，春秋战国的特定时空为口耳相传的历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礼崩乐坏带来的官学失守、私学兴盛的情况下，知识开始从贵族散落民间，其传播的方式就是学者的口耳相传。那么，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左传》不可避免地有着口述历史的迹象。具有诗性思维特征的口述历史体现为以细节描写凸显人物特点，以曲折的情节推动事件发展，有着独特的历史想象。 《左传》通过语言、动作等细节展现人物性格特点。曹刿认为统治者需要有取信于民的政治远见方可在战争中取胜，我们是从战前曹刿与鲁庄公的三问三答获知。曹刿直到鲁庄公第三次提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才认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再观察战争过程，曹刿“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的动作和简洁有力的“未可”“可矣”的指挥，我们可以看出曹刿具有善于捕捉战机、适时出击、知己知彼的卓越的军事才能。 《左传》擅长写战争，但做到篇篇换局，即左丘明根据每次战争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谋篇。《曹刿论战》本是写鲁庄公十年的长勺之战，但作者重点放在曹刿和鲁庄公的对话上，对于战旗蔽空、杀声震天的实战场面，只简笔勾勒了“击鼓”和“逐师”两件事。张高评论述《左传》详略时说：“盖左氏每叙大战，战前之酝酿，战后之收拾，既已曲折详尽，故叙战正面，只用简笔一点便足。”这样历史的关注点不再是具体的战争场面，而是聚焦在分析长勺之战胜利的原因。“读者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历史运动的各个细部，了解历史运动的动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正是史家以其诗心理解历史之必须，洞察生命之奥秘，掌握时代精神与历史走向。 长勺之战在《春秋》只记录了13个字，而在《左传》呈现情节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的历史叙事，这得益于左丘明的历史想象。想象，是通过大脑把记忆中保持下来的感性印象重新进行加工、改造以至创造的过程。历史想象实际上是史家认知历史的重要方式。历史想象，就是著史者以本身的才、学、识及价值观为判断基础，设身处地地运用适度的联想和想象来书写历史之人与事。钱钟书以骊姬夜泣、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鉏麑自杀前之慨叹为例，说明左丘明撰写《左传》时是根据历史语境对历史人物心理和历史情境的揣摩，即以历史想象的方式书写历史，逼真地创造生活场景，作者退场，让历史自行展开，人物自己说话，事件自行发展。因此，我们不会去怀疑曹刿与鲁庄公对话、并肩作战的真实性。历史想象，著史者以其独有的想象力与同情心，赋予历史叙事以独特的诗心。这样，历史叙事不再是简单枯燥的流水账，而成为洞察生命奥秘、把握时代精神的历史文本。 史心，不仅是左丘明据事直书地真实记录历史人物和事件，而且是指其站在史官的历史高度透过社会现象看到历史深层的发展动向。诗心，左丘明站在春秋大变革还未剥离远古巫史沟通天人的诗心角度观察天地人间，用原初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具象思维观照世界，用本真的沟通天人的想象思考人事，用瞽史口述的方式书写历史，以其独特的春秋思维方式形象再现历史、让历史自己说话。以史心和诗心交汇成左丘明书写《左传》的史笔，才是左丘明书写《左传》的最本真的史笔，是左丘明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的高度下的“成一家之言”。 [作者通联：广东深圳市罗湖区翠园东晓中学]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c9cea023a68011ca300a6c30c2259010202f38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