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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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对往事的追忆和记录一直是我们中国人的强项,故我们历史学问极为发达,有关历史的书籍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历史是由时间来限定的,1990年已经成为历史,2002年也同样成为历史。当你回首刚刚过去的一年或数年之时,国事、家事、天下事未必会记得清楚,个人可能更关心自己谈恋爱或结婚或工作或为人父母的那段记忆神经,别的事情可能都已淡忘。然而有了一本书,一本有关“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的大书,随手翻阅,过去的记忆渐渐复活,我们可以重温往事的欢乐与忧伤。

凌志军先生以前由《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暴得大名,可惜此书难得一见。《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是他最新的著作,按作者凌志军所言:“本书的酝酿和写作历时三年,增删五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涉及资料主要来自我对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公开的出版物,也有一些是我亲身经历的,内容浩繁,巨细混杂。确实如作者所说,我通读此书,最大的印象就是“内容浩繁,巨细混杂。当然在书写的过程中,作者也会有所取舍,“其增删繁简的主要依据,并非出自史家标准,至也不是时事政治的尺度,而是作为一个记者的眼光。

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应该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文字历史过程,时间虽然仅仅只有十二年,但以现在资料收集之齐全,要用文字来记载“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怕不是一本书的分量所能承担的。于是作者的取舍标准便在这种写作中透散出来,“以一己之眼光、见识与胸怀去观察大世界。”作者的心愿是“让新闻成为历史,又能让历史像散文一样美丽,让政论像小说一样动人”这无疑是一种极高的要求,要求既高,想要达到它的难度也随之增大。客观来说,《变化》一书未能达到这种目的。不过《变化》自有其价值所在,由于作者的记者身份,在写作中采用了大量的亲历性资料,让历史变得鲜活起来。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分为四个部分、一个前言、一个尾声。通篇以“变化”为主要线索,对时事政治、百姓家常、文化艺术、经济民生作俯瞰式的扫描,譬如第一部分“谷底”开篇就谈及东欧巨变对中国的影响,结尾以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北京流行语收官,其话是: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不写成那种所谓“学术化”的历史著作,其中多有平民百姓的逸事与声音。当然作为十二年间的中国实录,领导人的笔墨是无法缺少的,诸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人的身影一直覆盖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作为个人,我同样曾经生活在1990年—2002年这十二年间。但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对


我个人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我更关注于摇滚青年崔健的出现、选美的问世、物价上涨、工人下岗以及民间文化的流行,只有这些与当时人们生活、思想息息相关的事物,才更可能勾勒真实的历史图景。以往的历史著作多集中于帝王将相与伟人、领袖,岂不知在细微处才能发现大历史。正是在作者的“内容浩繁,巨细混杂”式的描写之中,我们才在这些精细的个案叙述中呈现的零星图景,感觉更逼近历史的真实。

完美是一种假定或是一种理想。《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中有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我只谈谈自己熟悉的领域里的某些硬伤。在《变化》第四部分“新的梦想在召唤”中,作者谈到北京作家老舍,说“学校的老师们把他作为最有成就的作家来介绍,所有的中学生都在背诵他的作品。”且不说老舍是否是“最有成就的作家”,单说“所有的中学生都在背诵他的作品”的论述就非常不严谨,现在的中学生还有几个在读老舍的作品呢?这与当时的真实是不是有些背离?文学可以夸张,但实录不应该夸张。

另外在论述“新左派”时,可能是由于自身学识的原因,作者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出现的“新左派”与中国政治上的“老左派”相提并论,完全抹杀“新左派”在中国当代思想上的巨大贡献。(详见《变化》第十一章“忏悔的年代”)事实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正如著名学者南帆所说的那样“‘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问题的延伸,而且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化思想的生存空间的一种论争。他们的论争为我们的思想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崇尚变化的国家无疑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二千年前的古人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中国在1990年到2002年十二年间的变化是巨大的,正像法国作家皮萨尔在《中国与世界》一文中所写到的那样:中国已经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的大舞台,这次改革可能来得比人们想象的要快。”他还说:“中国目前还在经历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弹指一挥间,十二年很快就过去了,还会有更多的十二年的到来,还会有更多的变化到来。风物长宜放眼量,国家的未来民主更值得我们期待。

朴素修订于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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