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要谈论文学史 说起文学史，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泰勒的《英国文学史》、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经典著作。这类勃兴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学史，通过将文学的发展与种族、环境、时代的语境状况相勾连，对于塑造民族认同或是勾勒时代心理，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十九世纪广受关注的一种知识门类，文学史的兴起，与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尤其是赫尔德、施莱格尔兄弟等人的著述密不可分。 晚清以降，文学史这一全新的著述形式，部分以日本为中介，开始进入中国。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堪称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一九0四年初清廷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在文学科大学专设“中国文学门”，并提醒其中的“历代文章流别”一课，可仿日本《中国文学史》之意，“自行编纂讲授”；很快，大学堂讲习林传甲即根据《章程》亦步亦趋地编出了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此书的制作方式，如同一则寓言，此后，中国学者的文学史写作，便几乎与大学制度结下不解之缘：无论是黄人具有世界文学视野的《中国文学史》（一九0五），还是鲁迅堪称经典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二三），或者王瑶具有学科奠基意味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九五三），皆与他们在大学里的教书事业息息相关。 与众多欧西事物的“迁地弗良”不同，文学史这一著述形式进入中国之后，很快便落地生根，而今已变得枝繁叶茂。欧洲十九世纪兴盛一时的文学史，在十九世纪末即遭遇了来自审美主义的质疑；二十世纪中叶，在美国学院占据主流的“新批评”更是公然拒绝文学史；尽管后来随着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研究路径的展开，文学史一度有复兴之势，但对这一学科进行理论反思的声音，一直不绝如缕。近些年来，在日益强调“微观”“异质”“多元”的后现代学术情境之下，试图将文学的过去叙述成一个起承转合的故事的文学史，其方法与前提皆饱受质疑；而在欧美大学的文学课程中，文学史也早已退出了教学的中心。然而，时至今日，名目繁多的各类文学史，如“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等等，却依然是中国大学（尤其是中文系）文学课程中的重头戏。大学里的课程设置自然催生出一大批文学史的教材、专著，在出版业的推波助澜之下，文学史俨然已发展出一条拥有源源不断的作者、产品和读者的完整产业链，成为知识界难以忽视，同时也难以“消化”的庞大家族。 陈平原的近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即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针对目前中国学界依然存在的文学史迷思，对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史与大学教育之问的“纠葛”，所做的回顾与反思之作。在作者看来，文学史在二十世紀中国的确立和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因此，“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作为学科的文学史》，507页，下文引用此书时只注页码）。相对于对文学史的书写形态和理论预设进行内在的学理探讨，本书更着重于勾勒和辨析文学史在中国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即百年中国大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作者视野所及，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从三十年代的民国老大学到五六十年代的台大、港中大，从晚清教会大学的文学教授到八十年代的“北大中文四老”，几乎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教育史的巡礼。该书的核心问题是：随着中国向西式教育体系的转化，以及一九一九年之后新文化人从文学革命转向“整理国故”，系统化的“文学史”取代了注重“辞章之学”的传统文学教育，这一话语体系的急遽变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对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造成了何种影响？得失如何？以及在具体的教授与学人身上，面对此种汹涌而来的现代化大潮，又有何种应对措施？ 九十年代以来，受学术史研究思潮以及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对文学史书写背后的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的探讨，中文学术界已有不少专论陆续问世，如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二00二）、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二00四）等；此外，陈广宏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二0一七），则对晚清以降若干重要文学史著作的体式和来源，进行了详尽的考辨。作为九十年代学术史研究的引领者，陈平原对文学史的关注与反思由来已久。与前述作者主要分析具体的文学史书写文本，进而反思文学史作为一种著述形式和知识体系的利弊得失不同，陈平原对“文学史”的考察，除了学术史的视野之外，始终伴随着教育史的维度。将教育体制引入对文学史的讨论，不是理论推衍的产物，而是源于作者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现象的经验观察。收入本书的十二篇论文中，最早的一篇是作者在王瑶先生晚年主持的“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课题下的作品——《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一九九三），在此文中，作者通过追问鲁迅晚年为何最终未能编出一部《中国文学史》，提出了如下论断：“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354页），因此，鲁迅晚年文学史著述的中断，与其学界边缘的位置有关。这一关于文学史著述与新式教育体制之依存关系的历史观察，很快上升为一种方法上的自觉；此后，在学术史和教育史的夹缝中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成为陈平原关注这一课题的重要视角，这在他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九九八）、《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九九九）、《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二00五）、《假如没有文学史……》（二0一一）等著作的相关讨论中，皆有所体现；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二0一一年初版，二0一六年增订）一书，则堪称这一方法的总结和集大成者——增订本新增了副标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使得这一宗旨和方法更为显豁。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267e2e0cbaedd3383c4bb4cf7ec4afe05a1b1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