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及其与自然科学和理解经济效率内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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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 及其与自然科学和理解经济效率内涵的关系 Håvard Solem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7491 Trondheim, Norway Draft: Not to be quoted e-mail: havards@svt.ntnu.no Telephone: +47 7359 1935 Fax number: +47 7359 6954 1．介绍 从供给方面讲，商品和服务的制造产生出利润，并增加需求方面以消费者剩余为形式的效用，这样便使得社会整体福利增加。但是，这也增添了外部不经济性。这雷同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材料、能量一定等于释放出的量。这样，我们在生产消费一种商品时，会造成能量损失、主要残留性污染物和其他形式的环境恶化(Ayres and Kneese, 1969)。自从WCED（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87年的发表以来，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工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大体准则，以保证存在的福利和下一代的良好发展。但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认可的意见，来定义可持续发展和如何被正确实施。对于这个难题的新思路是开创于1989年由Frosch和Gallopoulos提出的工业生态法。其基本思想是生态系统的本质是为了设计出新材料和能量平衡系统以和施行于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策略相一致。 为了纠正政策法令所造成的无效率，完善市场机制和生产技术，我们有必要找到一种措施，效力于在广阔意义上的不同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这样的措施已经成为工业生态法的一部分，并被称为生态功效法，同时表征了经济、技术和生态功效彼此间的关系。但正如Tyteca在1998年所言，这个名词（指生态功效法）并没有经常出现在更多聚焦于EPI(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和SDI(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的经济类文献中。 在科学学科中，不同术语的翻译经常根于经济学家自身的科学传统而不同。因此，这篇论文的精髓是为了说明经济科学和自然科学对于生态功效的含义的理解是怎样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取决于不同学科的方法论。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将首先简要讨论一下关于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的论辩是如何影响到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的。然后，我们会按照上一节针对生态功效和经济效率的关系，探讨一下生态功效。最后，我们会联系对EPI和SDI的讨论。 2．经济方法论的发展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什么可以被称为科学？在不同的学科中的翻译理解不同，甚至也存在着争辩。论辩中的论点又被反过来加强科学的权威性和自治性。这场争论是关于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Popper的伪证和Kuhn的范例变化理论，和到最后Feyerabend的极端---一切照旧观。但从未出现过一个世界公允的划分准则，可以大体上区分出 学科体系。我们将给出一个经济学方法论的简要的综观，并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相比较。 19世纪英国大经济学家如斯密、里卡多、马尔萨斯的方法论集中于理论研究并对经济预测准确性持消极态度。其理论的根基是自省或对构成先验论的事实漫不经心地观察得到的资料——当烦扰冗杂时是对的具有归纳性的（这导致了经济规律的趋同描述方法。为了控制矛盾作用，一个应用ceteris paribus假设的惯例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响应。如同布劳格1980年指出的一个被广泛坚持的看法是，假设的应用在自然科学中应用相对很少）。用这种方法，查证暗示的目的是为了决定经济理论适用性的程度，并非为了验证其正确性。因此，一切“解释等同于预测”的对称性论题都是不被人接受的。这意味着当时的经济学家是实证家而非伪证主义者，因为他们所持的保守的态度是为了庇护年轻不成熟的科学不受打击。追随里卡多的经济学家将其著述作为经济学是科学的论证基础，不是由于他的调查方法，而在于结果的确定性。理论的有效性取决于从一般假设得到的逻辑衍生，而理论对现实世界的适用性总取决于它能否具有对给定真实情形的操纵力——这便是Robbins在概括十九世纪经济学方法论时所阐释的（布劳格，1980）。 19世纪经济学方法论是从一组来源于自身对外部查证的不投入的内省而得到的假设，从中经过一个纯推理系统得到的。Hutchison对这个方法论的反应是提出个方子，经济学方法论应该局限于以经验性为主的可证明的陈述。Machlup称之为经验激进主义，并驳斥那样会意味着一个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系统，显然对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无适用性，“自然科学，察的数据自身是人类为主角的人类活动的解释” (Machlup, 1978)。 在假设论题的枝节方面的防卫，Friedman (1953)的论证表现出相同的思路。他指出，理论应该对现象的解释具有预测力。一个假设的预测，矛盾出现的几率越大，我们对它越有信心，尽管在理论假设中缺乏真实。Friedman并不参照Popper,但当他发现简洁是一个优秀理论令人满意的规范时，他的论点又在很大程度上与Popper相似（增加了可能性和歪曲），并因此从繁杂的结果中孤立于经济机制之外。这样，我们可以明晓经济参与者的动机，而那用理论仅作为预测的工具（工具主义）正是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特征属性。 经济学在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工具箱，经验测试不是一个理论的摒弃物，而是去鉴定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一给定情况。布劳格（1980）把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刻画为无害的伪证主义，是因为它对博弈规则的高保护性：“几乎所有的模型都是这样的，只要它是明确表达出来的，优美的组织起来的，并有希望与现实世界有适当相符的潜力”。 总结一下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从产生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经由19世纪晚期的边际趋同，到20世纪初期的凯恩斯革命，已有一些表现在范例上的改变（希克斯，1976）。那些正被定义的范例在以更加严格的Kuhnian方式辩驳，称只有一个统治性的范例叫做效率意识，但经过若干年后，我们看到一些子一级的范例出现(Bromley, 1991)——主要的子既有19世纪的史实学派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制度学派 (Gordon, 1965)。主流范例艰难的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经由分析和综合事实的矛盾（也包括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到帕雷托对效率的标准和亚罗将市场作为唯一的不足值的一致选择的供给者观点。正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经济学方法论的出现同样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自然科学“科学”含义更多一点）。自从牛顿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成功的贡献以来，数学手段的运用已成为其他自然科学分支的理想；正是由于缺乏形式化，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82ba7c56194dd88d0d233d4b14e852459fb39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