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郭翰》与儒教的关系 小说发展到唐代，其面貌开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之为“始有意为小说”。也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不仅以一个记录者的身份出现，而且开始了真正的构思和创造，这期间走过了一段漫长的经历。作品的产生除了作者的构思与创造，更重要的是，这种作品在当时社会有接受的条件，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读者开始接受这种虚幻的构思模式，开始接受这种不以记录历史为主的描写方式。这种创作方式被普遍大众接受，是与唐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必然联系的，读者的接受意识的改变、接受内容的丰富是与社会意识的改变与反拨有必然联系的。唐代社会对思想意识的管控相对宽松，这就给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与宗教上的“百花齐放”提供了肥沃土壤。 《郭翰》篇载录于《太平广记》卷八十六，是唐代涉道小说中比较著名的一篇。与前代小说相比，《郭翰》篇从情节结构、形象塑造、人物语言上都有进步，尤其是对儒教的继承和突破最具特色。这一篇讲述了：太原郭翰盛暑日“乘月卧亭中”，忽闻香气渐浓，是少女冉冉而下，少女是天上的织女，因“九无主对”，所以游览人间。此后织女每夜都与郭翰相会，直到七夕前夕，“忽不复来，经数夕放至”，乃是与牛郎相会。一年以后，织女因玉帝有旨，必须返回天上，从此分别。临别时织女相约明年某一日，当有书相问。一年后，两人通过酬赠诗相互交流，从此以后就真正诀别。最后郭翰被迫娶妻，没有留下子嗣。 《郭翰》篇的情节模式并没有很大的突破，它是一种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没有恋爱过程的“天女下凡”的模式。从语言来讲，人物的对话十分流畅、轻松，也非常的口语化。如“翰戏之曰：‘牵郎何在？哪敢独行？’对曰：‘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这样的对话十分自如，而且是口语化的，也是能表现出人物性格和人物心情的。《郭翰》篇一开始的场景描写，也烘托了小说的气氛，“当盛暑，乘月卧庭中。时有清风……”营造出了一种闲适的氛围，为之后发生的故事做了铺垫。 小说最重要的价值还是在继承儒教中有所突破。本篇小说是一篇涉道小说，主人公之一的织女是天上的神仙，文中也出现了“上帝”的形象，而且“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唐人对这一故事进行了大胆的想象。织女下界以后，“翰整衣巾，下床拜谒曰：‘不意尊灵迥降，愿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织女也，久对无主，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随后就是“乃携手登堂，解衣共卧”。在儒家传统观念中，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就是互相给东西都是要一个人先放在一个地方，另一个人再去拿。而在文中，织女见到郭翰，直接介绍自己是织女，而且是与夫君长期不能见面，更是迅速与郭翰“解衣共卧”，这实在是与传统的观念不吻合的，而且织女下游人间，还并非是自己偷偷逃下界来，是上帝亲赐的机会，这就使封建最高权威的形象也变得不那么不近人情，而是还原成了具有世俗人情的形象，并且这一形象的做法，对传统儒家礼教是有很大突破的。又如翰戏之曰：“牛郎何在，哪敢独行？”织女的回答是：“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总复知之，不足为虑。”自己下界与其他男人私会，怎么会“不足为虑”呢？这也表现出织女直爽而有无所顾忌的性格，这亦是儒家礼教的一种突破，以往女性都是独守在家，而织女却为自己寻求快乐，不但是对儒教的突破，更是体现了唐代女性地位有所提高。 虽然《郭翰》对传统的儒教有所突破，但是也有对儒教的继承，并且其突破也是有局限性的。在郭翰与织女诀别之后，文中最后一段这样描写：“复以继嗣大义须婚，强娶程氏女，殊不称意。复以无嗣，遂成反目。”虽然郭翰异常思念织女，但是，他还是不得不遵从儒教传统，要从大义出发，与其他女性结婚生子。在妻子不能留下子嗣的时候，又与妻子反目，这有体现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伦理。 小说中七夕将至，织女是“忽不复来。经数夜方至。”说明在与夫君相会的时候，她还是要被迫回到天庭，而且在后来，“帝命有程，便可永诀。”是说在玉帝下了征召回去的命令之后，织女也不得违抗命令，要回到天庭，与郭翰诀别，结尾说明了抗争最后的结果是妥协，这表明小说中对性别话语的突破是有局限性的，是受儒教的思想抑制的，着同样体现了道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郭翰》是借传统的神话故事的原型来构思叙述了一个新的故事，其大胆的想象，体现了对长期幽居的女性的关怀。同时文中的女性形象有个性、有思想，是鲜活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女性地位的提高，可以看到小说中，女性性别话语对于儒教的突破。道教文化代表了中国世俗文化的情怀，他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当中。这种世俗情感与儒教传统的碰撞在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而其妥协与融合也是人所共知，可以说《郭翰》恰如其分的展现了道教小说对儒教的继承与突破。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87018e53369a45177232f60ddccda38376be1a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