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进步让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但不管怎样，人总有一死。在走向死亡时，人们应当避免什么、接纳什么呢？玛吉?弗格森的探究给了我们一些参考。 父母都不惧怕死亡。他们都有信仰，相信约翰23世教皇所说的――葬礼上常常引用的话语――“死亡，就像出生，只是生命状态的变化，简单自然得就像在这里睡去，在那边醒来。”所以，当殡仪馆的客服女士在交谈中尽量避免“死”的字眼时，我们都感到有些不适。她罗列了冗长的棺材样式名单：“巴尔默勒”、“修道院”、“秋日橡树”――都是些能让人联想到死后会移居世外桃源的名字。她还向我们保证会在“需要的时刻”提供完美的服务。当我姐姐进一步问她殡仪服务具体包括什么时，她回答说：“总之，我们会将他们的遗体置于最佳温度的环境中。” 我们不禁失笑，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他们为何尽量不提“死”的字眼。事实上，世界上每半秒就有人死去，而如果范围缩小到英国，那么每分钟都会有人死去。但如今，“死亡”似乎成了禁忌的话题。美国外科医生、《终有一死》的作者阿图尔?葛文德认为死亡是始终存在的可能性，“无论你是5岁，还是50岁，每一天都有可能面临死亡。”如今，人们走向死亡的方式与以往不同了。50多年前，大多数人都在家里死去。现在，虽然有70%的人想在家里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但实际上，只有12%的人在家里死去，而绝大多数人临终时都在医院、疗养院或临终关怀医院。很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再也无法理解死亡的真实面貌。“100多年前，每个人都知道人是怎样死去的，”疗养院护士敏?斯达克普勒说，“现在很多人惧怕在家里留下遗体。” 减轻对于死亡的恐惧，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死亡临近时，淡然面对。“我想在学校里和孩子们聊聊关于死亡的话题，”伦敦一家大型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士玛丽?弗拉特利说，“我想在生命的尽头，淡然地面对死亡。”玛丽?弗拉特利曾经陪伴500多个人度过临终时间，她对死亡的恐惧已经日渐减少。 死亡咖啡馆 九月，一个沉闷的周一傍晚，伦敦西南部帕特尼，比尔餐厅的一角，12人围坐在一张木桌旁，喝着绿茶或矿泉水，谈论死亡。最初，是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雷塔兹提议这项活动的。10年前，他爱人去世后不久，他就萌生了组织死亡话题讨论的想法，希望人们在自由、无拘束的氛围下讨论这个话题。他给这项活动起名为“死亡咖啡馆”，参与讨论的人们都想在沉静中走向生命的终点。很快，这项活动传播开来。2010年以来，人们可以在死亡咖啡馆活动网页上输入自己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查看附近的活动。每次活动大约两个小时，参与人数从3人到100人不等，活动场所可能是咖啡馆、疗养院或是墓园。 我冒雨前往帕特尼的那天，心里仍有一丝疑虑。我觉得自己会遇见一些内心孤独、古怪阴郁的人，或许大多数人年龄都比较大。然而，51岁的我却是参加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心理健康、极具智慧的人。有位年轻的妈妈说，她将死亡视作不再在世界上存在，因此就不害怕了。“就像你出生前，不存在于世界上一样，那么为什么要害怕死后，不存在于世界呢？”讨论中既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自我堕落的悲观。我们谈论的话题从如何平复丧亲之痛到教导孩子正视死亡，从临终关怀到来世之说。“我们谈论的并不是‘我即将死去’，”乔恩?安德伍德说，“而是正视走向死亡的过程，让人们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从而更加珍惜生命，生活得更充实。”他说，很多人只是活着，但没有充实地生活――正如诗人艾略特看到伦敦桥上通勤的人们时所发出的感慨：我没有想到，死亡毁灭了这么多。“我不想在生命结束时，”乔恩说，“再去想‘我做了这些事，但是没做那些事’，我很害怕自己会悔恨。” 平静地离开 “我无法忍受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看望父亲回来后，一个朋友对我说。在那个所谓的“家”中，电视的噪音终日不停，病人们坐在轮椅上，为数不多的乐趣就是看着门打开又关上。 “那又能怎样？” “如果是我，就选择一针安乐死。” 但是，现在几乎所有允许安乐死或他人协助死亡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佛蒙特州、蒙大拿州、卢森堡、德国、瑞士和比利时――都只允许人在完全能够掌控自身意识的情况下，由他人协助死亡。唯一的例外是荷兰，原则上，在病人意识清醒时同意安乐死的前提下，允许医生在病人丧失意识时，为病人注射安乐死。 荷兰2002年通过《终止生命请求和协助自杀法案》，此后每年实施安乐死的人数都在增加――从2003年的1626人到2013年的4829人。2012年，每35位荷兰人中，就有一人申请安乐死。对于阿图尔?葛文德来说，这并不是成就，而是失败――“毕竟，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人们没有痛苦地去结束生命，而是让人们体面地走到生命的尽头。”然而，对于生活在伦敦的荷兰商人马克?武莱辛来说，安乐死的做法是“文明的高度”――“它授予了人们死亡的权利。” 马克的母亲瑞杰?巴克?武莱辛是晚期癌症患者，2014年夏天签了他人协助死亡协议，那时她刚被告知只剩2到4个月的生命了。荷兰规定只有熟知病人病情的医生才可以开具为病人安乐死的申请，而且还需要第二位医生审核。最终决定将交由伦理委员会讨论，如果委员会认为有任何一点违背法规――比如认定病人并不是完全自愿结束生命，或者他们的病痛并不至于结束生命――那么申请将被驳回。 2014年6月11日，瑞杰在荷兰东部的聚特芬临终关怀医院庆祝了自己81岁的生日，子孙们围绕在她的身边。她告诉孙子们说，她离去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她没有一丝优柔寡断”。两天后，马克得知母亲当天下午5点将被实施安乐死。于是，午饭后，他带着蜡烛、鲜花和香槟，与姐姐和爸爸来到了医院。他们围绕在母亲的床边，回忆往事，笑着笑着就哭了。正当他们回忆着欢乐时光的时候，听到了敲门声，“就像莫扎特的歌剧一般”。医生进来，解释说瑞杰将接受两针注射，第一针可以让她在10秒内入睡，第二针可以让她的心脏在3分钟内停止跳动。她微笑着离开了人世。马克说：“作为家人，这是我们所能见到最美丽、最人道的目送她离开世界的方式。我觉得过去或以后都不会有如此超乎寻常的感受了，就连我孩子的出生，都不及那一刻令我动容。” 绝症病人的归途 上学时，我们曾经玩过“战俘点名（tenko）”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和一部电视剧相同，游戏内容就是在无聊时，讨论如果进入战俘营，要携带些什么东西。如今，我有时会想：在生命的尽头，谁会陪伴在我身边。玛丽?弗拉特利和敏?斯塔克普勒都是冷静、有能力、富有同情心的人，她们都在我的陪伴名单中。但是最打动我的还是苏格兰教士简?米勒德。 80年代中期，英国爱丁堡是艾滋病高发区。主教理查德?霍洛威任命简为艾滋病感染者做牧师。正像简在回忆录《离开亚历山大》中所描述的那样，那里是个“弥漫着死亡与悲伤气息的教区”。她估算，1985年到1994年间，她认识的人中有48人死去。很多人都被家人抛弃，她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我试着将一切置之度外，做一个旁观者，”她说，“在无力回天的时刻，我要保持冷静，以冷静和内心的力量来感染那些饱受病痛的人，因为有时连我自己也无法忍受那种目睹他人绝望挣扎的痛苦。” 不眠夜里，她在纸袋上、菜单上、信封上记下自己的经历，她将这些笔记称为“观察者随笔”，下面就是其中一条： 她惧怕死亡。“我不想死。他会上楼去拿棍子，然后冲我大喊，让我下地狱。我很害怕，我不想被他吼。” 我抱了抱她，此时神学的语言已经显得苍白。她依偎着我。 “陪我说说话。”她抽泣着说。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b6ae66b24c52cc58bd63186bceb19e8b8f6ec4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