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公共领域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挑战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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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公共领域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挑战与应对

基本概念的界定

何谓网络公共领域意识形态领导权?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回答。络公共领域主要指网络上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公共空间,就某一领域或某些领域而开展的发布、展示、宣传、交流、讨论、批判等交往活动。达成共识,或达成某种程度的了解、理解,是网络公共领域的潜在目的。本文采用网络公共领域而非网络社会或网络领域这类大众化的概念,意在指明,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网络空间并非国家权力可以实现完全控制与管理的领域。微信群即是典型。人数较多或较活跃、公共性程度较高的微信群,即具备典型的公共领域特征,但政治权力却难实现对其进行强有力的管理或控制。

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权,学界的分歧较大。有学者从政权统治的角度进行界定,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国家综合运用各项国家职能,通过制定意识形态政策、设立意识形态机构、配备意识形态管理人员,占有支配意识形态资源和组织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国家权力。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研究》《教学与研究》20217期,第47页。或者,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某一阶级及其政治代表通过非暴力方式,使其意识形态在各种思想理论竞争中获得广泛社会认可和普遍赞同,并自觉转化为人们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行动。秦志龙、王岩:《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关系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711期,第18页。即把意识形态领导权视为国家权力,把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视为国家职能的体现。另一种看法是,基于葛兰西的原创理论,把意识形态领导权界定为文化权力。如识形态领导权是一种文化权力,它通过对主流文化核心的坚守而为某一政党、组织或社会集团所持有。杨文华:《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网络挑戰》《理论导刊》20113期,30页。或者,意识形态领导权又称文化领导权、整个市民社会领导权,指统治阶级在意识形


态和文化上对人民群众的操纵和领导。王小满、张泽一:《民生视域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青海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22页。以上观点的共同特点是,从国家政权合法性或政治统治的视角对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行判定。本文试图从社会治理视角对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行考察。一方面,国家与社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性及同构性,政治统治视角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必不可少且居于主导地位的。另一方面,当国家与社会处于相对分离状态,社会成为相对独立的、弱政治化的领域,甚至社会领域的某些层面、局部区域或某些角落已成为非政治化存在时,意识形态领导权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科学活动、文化艺术、社会心理等社会层面的价值引导,并表现为对个体生存及其实践活动的价值引导。其政治合法性的功能弱化,而社会治理功能与整合功能凸显。因此,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主流价值观在社会领域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与支持,并占据主导地位的状态。络公共领域意识形态领导权可定义为,在网络公共领域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非强制方式而获得的影响力,它受到公众的认可与赞同,并直接影响及引导着公众的实践活动。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根本特征是认同。这个认同基于强制性还是非强制性,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否通过自由竞争而实现,需要进一步分析。在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较长时段,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意识形态领导权无疑属于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意志,并通过国家相关组织或机构推行及贯彻。如传统的教育与宣传机构都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施载体。虽然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不等同于法律,也没有直接地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由于其居于垄断地位,相关国家机构强组织因此获得高度的管理权与话语权,并天然地获得规则制定权、裁判权、市场准入权等。无可否认,这种主宰性的地位与状态是存在某种强制性的,可称为弱强制性。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实施的对象,广大民众是否发自内心地认同,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难以准确考察及判断。1978年之后,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市场经济日益强大,社会领域日渐繁荣,文化艺术及传媒领域逐渐获得较


大自由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才开始面临竞争。但在以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媒介构成的传统公共领域中,国家意志仍然得到强有力的推行与贯彻,国家相关机构仍然掌握着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因此,传统公共领域中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竞争性实为弱竞争性。进入本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社会异军突起,网络公共领域开始发生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成长迅速,甚至呈现野蛮生长状态。国家意志已然无法贯彻到网络社会的每个角落,意识形态领域才表现出较强的自由竞争性质。因此,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经由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中取胜,才能得到广大社会成员自愿认同、接受及践行。这就接近于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界定,即智识与道德的领导”[]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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