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经验呈现与观念退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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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经验呈现与观念退隐(一) 新世纪流行的底层叙事已引起普遍关注，文章连篇累牍。批评总是期待新的对象和变化。当底层叙事成为苦难和悲情的代名词时，批评家就希望它有所改观。贾平凹的《高兴》刚出来，马上有人指出这是别开生面的底层叙事，刘高兴形象显示了新的视角和立场。而当《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喊山》（葛水平）、《城乡简史》（范小青）和《一个人张灯结彩》（田耳）等将苦难悲情转向温情诗意时，又有人认为这种“由本质上的社会视角转向个人化的民间视角，由尖锐的对话转向温软的回忆性体验”，蕴含着思想退场的危险。（1）更有甚者对底层叙事的整个立场都表示质疑，摩罗《文学应该怎样面对底层精神文化》（2）就认为文化精英们根本不理解底层精神文化，并驳斥“五四”启蒙意识，还认为毛泽东当年将平民与劳工落实为“工农兵”是种客观结论。其对阿Q的解读十分有趣，表现了对鲁迅启蒙立场的不以为然。但底层精神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精英应该怎样理解和表现？则并没说清。我正在研究相关问题，摩罗文章倒使我想起毛泽东1939年11月写给周扬的一封信。信中，毛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就很不以为然：“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族主义的一面。”（3）也就是说“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的鲁迅并不了解中国农民。中国农民的精神文化是个极大话题，难得说清。 底层叙事应该坚守什么思想？应该怎样表现底层社会？评论家可以随时发表意见。而我觉得：强调思想观念对现在的底层叙事并不适宜。原因有二：一是评论家考虑的问题，作家们未必没想到（有大量作品为证）；二是现在的底层叙事恰恰不缺思想。底层叙事都非常重视思想价值和观念传达。无论苦难悲情还是温情诗意，都显示了观念的强势表达。这已经导致底层叙事出现观念先行和观念图解。我下面要谈论的女性形象的非观念化，恰恰是不提倡底层叙事强化思想观念，恰恰强调观念隐退而让生活经验说话。文学毕竟不同于思想政论。对于现在的底层叙事，从真实状况出发更为重要。 一、女性形象的观念化问题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禁锢（如“三从四德”之类），也由于历史实际状况，中国女性的生存命运和精神状态便往往成为时代的“晴雨表”，也成为文学特别关注的对象。落实到女性形象塑造，这种关注特别强调思想意义，甚至形成一种“观念情结”。作家总是希望经由女性形象来证明某些思想价值，哪怕女性形象成为观念的载体和符号。长期以来，评论界也是推波助澜，对女性形象议论最多的常常是时代意义、文化意味和道德表现等观念问题。这种强调有时代原因也有必要，但却往往因强调观念而忽视了观念化问题。 女性形象的观念化在中国现代叙事文学中是种历史现象。凡价值解构和思想重建的时代，文学通常容易出现观念化。很多作家就是借助文学方式来表达社会评判。如新文化运动提倡妇女解放，不少五四小说的女性塑造甚至整体叙述就都带有观念化。冰心的“家庭问题小说”，丁玲的“女性苦闷小说”，包括鲁迅《伤逝》中的子君，以及后来萧红的《生死场》和张爱玲《金锁记》，女性形象的观念体现都非常明显。中国新时期小说女性形象塑造同样存在这种现象。不少著名女性形象不同程度的都显示了观念化，人物影响力也和“观念效应”相联。如谢惠敏（《班主任》）成为“愚忠”的代名词，王晓华（《伤痕》）成为“伤痕”的喻示，李秋兰（《内当家》）成为变革时代女性解放的象征，陆文婷（《人到中年》）是中年知识分子楷模；钟雨（《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爱情悲剧是为了揭示极左思潮中的封建意识，刘巧珍（《人生》）的痴情意在突出高加林的无情，马樱花（《绿化树》）则成为读书人价值的证明；岑朗（《夏》）、安然（《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和匡筐（《女大学生宿舍》），几乎就是新时代青春女性的符号化；今天来看《玛丽娜一世》和《赔你一只金凤凰》的女主人公在时代变革的欢声笑语中成为“改革者”，观念图解甚至让人产生滑稽感。 90年代以来，由于个人言说而情况要好些，但有些作家的观念情结仍然突出。如张洁《无字》对男权主义的批判就走向极端，女性悲剧似乎就是为了证明男人的薄情和卑劣。张抗抗小说女性形象塑造始终有观念情结，她曾这样解释《作女》：“在中国许多地方的方言中（上海、江浙、东北、北京），把那类不安分守己的女人，有违常规、自不量力的那些行为——统称为‘作’。‘作’是一个“坏词儿”，因此我想为‘作’字正名，对于今日女性来说，‘作’其实是一个‘好词儿’。”（4）为“作”正名，歌颂“作女”的“自我肯定、自我宣泄、自我拯救”，成为创作《作女》的明确而强烈的观念意识，这也无可非议。问题是为“作”正名的强烈意识不仅让“作女”不顾一切往前冲，也导致“作女”形象较明显的观念化。 在新世纪底层叙事的女性形象塑造中，观念化有了明显改观。观念先行与忠于经验，观念图解与真实叙事，理论上容易说，实际创作并不好把握。即使同个作家也会出现极大反差。这里不妨以思想深刻的方方为例，比较其《奔跑的火光》和《出门寻死》中英芝与何汉晴两个底层女性的塑造，就可以发现两者观念表现有明显差异。差异并不在思想深刻与否——前者主题无疑要比后者丰富深刻，传达的思想观念也非常强势——，而是叙事是否观念化。由此也可看到女性形象观念化与否的明显差异。 通常，塑造英芝这种弑夫的新时代农村女性形象要更为困难，刻画何汉晴这种小市民形象更容易日常化。但耐人寻味的是：英芝形象却比何汉晴形象要鲜活丰满、真实可信得多。原因就在于英芝形象更忠于经验，何汉晴形象明显观念先行。无论是起先的精神突围还是最终的弑夫，英芝的表现都是非常自然的发展。公婆思想的陈腐和丈夫的粗鄙无耻，市场经济的诱惑和冲击，乡村女性面临的生存选择，痛苦中遇到婚外恋，所有这些构成了英芝的生存环境和反抗因素。换言之英芝形象立足于厚实的生活土壤。何汉晴在日常生活中是有诸多委屈（如公婆看不起她），也有些无处诉说（如丈夫痴迷车模，儿子不和她沟通），但这些很难成为“出门寻死”的原因。事实上，将小市民与“出门寻死”（意味着生存的无意义）这种充满哲学意味的话题连在一起，不说不伦不类，至少是观念先行。果不其然，何汉晴“出门寻死”的过程处处充满很不真实的戏剧化。她最后跟随丈夫回家，重新开始“与此前别无二样”日子，倒是符合市民妇女性情的真实选择，而这也使起先的“出门寻死”显得很不真实甚至有些滑稽。这就是观念图解的结果。 文学需要思想的引导和支撑，但却忌讳观念化。女性形象塑造的观念情结，确实强化了女性形象的社会意义，体现了思想魅力，但导致的观念先行和观念图解也显而易见。观念先行，观念图解，思想大于形象，从来是文学忌讳。价值解构和思想重建时代，文学特别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因此底层叙事女性形象塑造的注重经验书写，当然值得特别关注。 二、展示人物自在状态 底层叙事女性形象塑造的非观念化，如前所说主要表现在从生活出发并将观念隐蔽在日常叙事中。这种返朴归真的日常化也更接近女性状况和女性心灵。就女性形象塑造的具体把握来说，非观念化首先就体现在能够展示人物自在状态。所谓自在状态，就是尽可能呈现人物的原生状态或者说本色情形。换言之不以观念图解，是怎样的人就写成怎样的人。 在近年的底层叙事中，胡学文的创作值得关注。除强烈的现实意识和思考深刻，其引人注目还在于成功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而这种成功就和经验呈现与日常叙事密切相关。其中，《命案高悬》和《飞翔的女人》这两个中篇小说所塑造的尹小梅形象和荷子形象可谓代表，两个乡村女性形象比较充分的体现了非观念化的叙述特征。 先看《命案高悬》。作品讲述的故事有些骇人听闻：乡村女子尹小梅由于违反了乡里政策，偷偷牵牛进了草场吃草，结果被乡长毛文明和派出所焦所长活活整死，并以“心脏病”发作的拙劣借口来掩盖真相。而在权力的威慑下，村民们也一个个都成为冤案的掩盖者，甚至无形中成为冤案制造者的帮凶。显而易见，作品的主题鲜明而深刻，就是意在揭示乡村权力的缺乏监控和某些基层干部的专横霸道，同时揭示了某些民众的怯懦和自私。换言之，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思想性和观念性都非常突出的作品。 但我们在阅读中却并没有感觉到观念先行、观念图解、思想大于形象等问题。原因就在于其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120669e5ff7ba0d4a7302768e9951e79a8969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