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张晗 学号：12011133422 专业：民族学 试析美国心理学派关于人类学的国民性研究 ——以鲁尼·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对日本人双重结构的性格透析为例 张晗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云南昆明 650031） 摘 要：《菊花与刀》是美国心理学派代表人物鲁尼·本尼迪克特关于人类学国民性研究的成功之作，也是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之一。“菊花”与“刀”不仅隐含了日本民族双重结构的文化模式，也代表了日本人矛盾的国民性格。立足本尼迪克特的理论精髓，研究《菊花与刀》中的文化解释，分析双重结构国民性格的内在本质。 关键词：菊花与刀；性格；日本； 一、学派、人物、著作 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5）精神分析法的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研究。他们认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文化是抽象的东西，而个人才是真正的客观现实，因此，研究某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从研究这个民族的个人开始。鲁尼·本尼迪克特就是其中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 鲁尼·本尼迪克特是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曾到过印第安人和新几内亚、非洲等地的许多部落中进行实地调查。主要代表作有《文化模式》、《菊花与刀》等。早在1927年，当本尼迪克特到皮马印第安人中作调查时，就发现了文化与人格的关系，经过多年酝酿后，她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她认为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但她也强调个人对文化的作用。[2]这对她本人以及后世学者在人类学国民性研究方面起到了“开启”作用，当然，也成就了她对日本人国民性的经典研究——《菊花与刀》。 《菊花与刀》是鲁尼·本尼迪克特在二战即将全面胜利的背景下受美国政府所托而作。本书全面展示了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文化模式以及各种文化模式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在当时有效地帮助了美国政府对日本制定了正确可行的决策。“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训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3]部社会不在于人的内心。这些观点，对于研究日本人及其文化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二、从《菊与刀》透析日本人双重结构的国民性 《菊与刀》对于日本人国民性的描述总是使用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之类的词句，远非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可比。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其他非日本民族时，是不大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说：“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倨傲。”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是，他们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 1 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也不会既说他们忠诚、宽厚，又宣称：“但是他们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也不会既说他们勇敢成性，又描述他们如何怯懦；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出自考虑别人的评价，即自己的面子，又说他们具有真诚的良心；也不会既讲他们在军队中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又描述那个军队的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该民族热诚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4]这样矛盾的国民性格，交织着日本人复杂的文化模式，只有透过文化表面去分析其根源，才能真正理解日本人国民性格的双重结构。 （一）、无仁重忠孝，报恩于万一 在日本，“忠”和“孝”一般是不会发生冲突，即使二者发生冲突，人们往往选择忠而放弃孝而选择对天皇的尽孝尽忠即放弃家族利益。对天皇的忠与孝是绝对无条件的，人们根本不管天皇在干什么，做的事究竟是对是错，他们只服从天皇的命令，只要天皇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全力以赴，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他们都不会退缩的。而中国人，对君王的忠甚至对父母的孝也都是有条件的。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核心是“仁”，一切都是以仁为基础的，只有当皇帝或者是父母所做的事情符合“仁”的范畴，臣民或者子女们才可以去敬孝敬忠，否则，他们就可以不遵循要求。日本的忠与孝的观念完全是建立在“恩”的基础上的，日本是一个非常重恩情的民族，甚至把“恩”放在了所有利益关系的首位。他们的“恩”是必须去报答的，正所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4]对于“恩”的高度重视是有原因的：日本是一个耻辱感很强的民族，这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相同。这可以解释日本为何因是欠人“恩”而自杀最多的国家。 日本的“恩”主要分为：皇恩——受于天皇之恩；亲恩——受于父母之恩；主恩——受于主人之恩；师恩——受于师长之恩。这些“恩”几乎支配着日本人所有的活动，差不多每个在日本出生的日本人都必须面对。在这四个“恩”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皇恩”与“亲恩”了，而且“皇恩”很明显的排在了“亲恩”的前面。[5]这种排序在日本国民心里是自觉形成的，并没有受到任何强加的外力的影响。[6] （二）、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等级制度在日本是极为森严、根深蒂固的一种制度，日本人从孩子时候就进行这种“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自我训练。这种“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是日本人对他们所信赖的等级制度的表达。 1603年日本开始了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还把居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就是武士阶层，属于统治阶级。农、工、商属于被统治阶级。在四个等级之下，还有“秽多”(从事制革、屠宰等职业者)、“非人”(艺人、乞丐)等“贱民”，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德川幕府对各等级成员的日常行为作了详细的规定。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其阶层地位和等级身份的标志，其衣着、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必须依照等级身份的规定。在商人经济地位上升时，德川幕府为了维护将其永远置于卑贱地位的等级制度，甚至专门发布了《奢侈取缔令》来规定商人的穿戴、雨伞以及在婚丧时的费用限额。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西化，但是它仍然是个以贵族为主流的社会，人们的日常交往接触，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日语里有许多敬语，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词汇，在使用时还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而且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要懂得鞠躬的程度——从简单的动肩、点头直到最高的跪拜礼，因为对一个人十分得体的鞠躬，放到另一个人身上也许就变成了无礼的举止。所以，一个日本人必须学会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家庭生活的核心也是以性别、辈份和年龄差别为基础的等级制，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不分年龄大小，要给兄弟鞠躬。等级地位还取决于性别。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远低于丈夫，走路时要跟在丈夫身后，即使穿上西服，和丈夫并肩而行，进门时能走在丈夫前面，可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后面。一些妇女在现实的家庭生活中能够操纵丈夫，但是在表面上仍须遵守等级关系。家中的女孩得不到与兄弟一样 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4225851752d380eb62946d50.html